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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恩专栏】“最后50米”在消失吗?疫情期间社区志愿者的抗疫足迹

 

 

引言

2020年12月19日,由复恩法律、凤凰网公益共同举办,上海市法学会慈善法治研究会为合作单位的第二届中国公益行业合规发展论坛(暨第八届复恩法律论坛)以线上直播的方式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复恩法律理事长陆璇及深圳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创始人夏璇主持,上海市法学会慈善法治研究会会长张凌、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谷青出席并致辞,法律、公益、学术等各界专家学者出席并做演讲。

 

  王笑哲

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研究员

 

王笑哲(其后称“笑哲”)以志愿服务团体的法律保障机制为主题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分享。笑哲首先强调了志愿团体这一非正式的组织形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后,笑哲以个体志愿者—72岁高龄的江叔叔—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社区(最后50米)志愿服务活动为观察视角,指出了现行法律法规在志愿者权益保障方面有待改进的空间,以期建设一个更加实用、普惠的志愿政策环境。

 

志愿服务

《武汉市志愿服务条例》中列举了八类志愿服务,与复恩法律在对疫情期间志愿服务的调研过程中观察总结出的九类志愿服务基本吻合—医疗救护、心理援助、便民服务、秩序维护、行政综合、环境治理、宣传引导、妇女儿童及残障关怀和交通运输。可以说,只有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覆盖到了这九个方面,才能够回应疫情期间社区居民的需求。

 

 

志愿团体

志愿团体是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游离于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第二部门的企业和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如果说,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起到避震海绵的效应,吸收、回应前两个部门外溢出来的、无法回应的社会问题,那么,志愿团体就是安全网,应对社会组织亦无法及时回应的问题。无论是在紧急灾难中还是在日常普通生活中,志愿团体都在为这个社会的和谐运转起着方方面面的作用。

 

志愿者实例——江叔

在这次会议上,笑哲就以志愿者江叔的社区志愿服务足迹为观察起点,带着我们了解疫情期间社区志愿者服务的方方面面。

 

 

江零社区

江零社区是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道的一个国企住宅小区,住户大多是国企的员工及其家属,人口结构偏老龄化。2016年,该社区居委会与美好社区志愿公益基金会签署了一份建立志愿服务站的服务计划协议,计划在小区内部建立志愿服务站,希望通过孵化社区志愿者的方法为小区内部963户人家提供便民服务,包括比如邻里互助、社区食堂、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们送饭送菜以及提供各类休闲娱乐活动。

 

志愿者江叔曾是江零社区的业委会副主任。2017年通过参加美好社区志愿服务站的活动正式开启了他的志愿服务生涯。武汉封城后,江叔主动请缨为社区提供志愿服务。不过,考虑到江叔的年龄问题,江叔的请求没有被居委会接受。其后,在江叔的不断请求下,考虑到江叔的社区志愿服务经历以及封闭式管理期间人员的不足,居委会最终同意为江叔分配志愿服务工作。

 

以武汉封城和解封为时间节点,江叔全程参与了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包括把守小区门禁、扫楼,确认感染情况,以及社区内送递食品、日用品。可以看出,社区志愿服务是情感与体力劳动的双向结合。江叔称其志愿服务是受到了身为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的感召。复恩法律在调研过程中采访的其他志愿者也都无一例外的,是情感驱动促使其提供志愿服务

 

以对江叔的志愿服务经历的回顾,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对志愿服务缺乏政策法律支持的环境当中,志愿者的情感劳动如何发散的。以下是复恩法律请江叔回忆的他记忆最深刻的一天的志愿服务足迹:

 

 

早上江叔起床后会来到小区保安室(1号五角星)量体温、报平安,接收来自于社区街道、区团委、抗疫指挥部的志愿任务,与社区领导协调接下来的任务,比如中午饭菜什么时候送到,网购快递什么时间到达,有没有哪家住户打来电话,报告什么异常情况,有没有一些人有特殊需求、需要今天额外得到回应。同步完毕这些消息后,江叔和其他志愿者开始扫楼。

 

从2号五角星位置开始,江叔和我们回忆有一位重点帮扶对象,是一位不便出门的独居老奶奶。从小区封闭式管理一开始,她就想吃鱼。当时,江叔回忆那天是社区帮忙网购的鱼送达的日子。一般而言,会安排每一位住户错开时间到楼下拿去食材,但是这位老奶奶腿脚不便,中午时候江叔会帮她走完这最后50米,把鱼送到她家。

 

3号五角星住宅楼,江叔曾前往慰问这家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的住户。江叔会引导他们到左下角标注5号五角星的位置坐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行救治。

 

在4号五角星的位置,中午的时候,江叔会跟其他社区工作人员分拣当天的快递、食材以及各类送达到社区的物品。

 

下午,江叔会把早上这几个五角星位置的工作再反复一遍。

 

傍晚的时候,江叔就在1号五角星的保安室把守门禁,有时候到8点、有时候10点。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社区志愿服务的琐碎,但亦不乏专业性。比如,江叔所要处理的问题就包括,与情绪紧张的住户沟通、进行情感疏导,联络医院、协助开具交通出行证明,后勤、采领工作的部署,以及自我防护以免染疫。所有这些社区志愿者的日常工作都是需要专门的志愿技能培训的。访谈过程中,江叔也说在社区志愿服务过程中他还有许多要提升的方面。

 

结论

其后,笑哲将故事抽象化,结合复恩法律对武汉疫情期间的志愿活动调研,指出社区志愿团体结构的老龄化趋势。

 

引用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附近的消失”这一概念,网络的出现模糊了地理界限。笑哲指出在志愿活动这一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附近的消失”这一趋势,即年轻化的志愿者更愿意通过网络提供符合其专业技能的志愿服务。最终,社区志愿团体(50米内的志愿服务)的结构会更偏向中年,甚至是老年。

 

社区志愿老龄化这一现象、趋势为法律提出了一个挑战,比如志愿者权益保障。以72岁的江叔为例,在提供志愿服务期间,他一直未登记为志愿者,这也反映了有效的登记备案制度的缺位。而且,由于江叔的年龄超过了65周岁,政府也不能够为其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由于政策法规的漏洞,志愿服务的风险就会转嫁到志愿者身上,加重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成本。

 

总结

最后笑哲总结到,“当我们把视野缩小到最后50米,我们可以察觉到人口结构、现行法律法规有待优化的空间,以及实际志愿工作的部署,三者间微妙互相牵制的关系”。而本项目也是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资助、复恩法律主持正在进行中的一个研究项目,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尚不成熟,期待明年结项,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分享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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