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可点击下载）于2020年5月27日正式发布，本次调查主要通过问卷形式了解此次疫情给公益组织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以及后疫情时代，对未来公益组织的发展会产生哪些长远影响？
在调查报告之外，我们还观察到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疫情期间的行动和反思。尽管不能代表所有领域整体状况，更不能以偏概全，但仅做部分侧面反馈和总结， 或许能给业内人士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从而了解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疫情下的思考与主张，增进公益行业生态链上各环节间的互动与交流、理解与信任。
平台型机构优势凸显
后疫情时代，随着疫情的常态化，一些枢纽型社会组织会更加关注执行型社会组织的生存压力，主动与其比肩作战，一起讨论解决方案，共同面对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当然，面对疫情这样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枢纽型社会组织整合资源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在回应疫情的负面影响方面， 南都基金会在4月底就联合16家基金会，共同发起对湖北公益支持的联合行动项目，主要针对湖北疫后重建的支持行动。除此此外，还通过资助信息的共享，实现资源有效匹配和协同，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开展关于民间组织在新冠疫情下影响的调研，并完成了相关分析和政策报告，在行业层面提供了相应的数据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民促会作为一个平台型机构，国际合作与交流比较多，他们在不同疫情阶段做了不同工作。比如，前期物资短缺时发挥平台作用，帮助那些想购买物资的机构、企业，从德国、日本等地联络购买口罩、防护服渠道，帮助社会组织对接国外资源。
今年9月份，民促会还将在韩国组织一个中日韩民间社会论坛，主要议题是探讨疫情时代社会组织的角色与作用。届时会有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嘉宾分享各自的经验，因为现在国内外具有防控经验的社会组织还比较稀缺。
据相关人士透露，中日韩论坛引入生态化思维，在这个平台上引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力量，再借助平台撬动更多的资源，把各国的经验搜集整理、提炼分享，并向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反馈，希望能促成社会组织最急需转变的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和民众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包括角色和定位。社会组织希望政府能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体制、管理、政策上的一些身份，加快推进这些规章在各个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落地。
当灾难降临时，大家对于捐款的热情反倒是空前高涨。比如，恩派到3月底，就已经筹集90万，发包了33个项目，动员将近16万人群。很显然，在这个时期，枢纽型机构的组织力量就会凸现出来。
在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咨询机构，通过线上知识共享模式，与其他国际组织分享中国企业成功的抗疫经验。商道纵横就是通过对接信息的形式对一线机构进行帮扶。商道学堂的校友涵盖了企业CSR部门负责人、基金会负责人以及社会组织负责人，这些企业资源和社会机构资源，变成了一个疫情中对接需求的平台，正是这一优势将平台资源转化为疫情中的一个对接媒介，使疫情中一个社群发挥了特殊作用。
抱团取暖、相互协作是必须的
在抗疫行动中，公益组织最重要的是相互协作，抱团取暖。除了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以外，还包含和政府的协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应该倡导地方政府在应急预案中纳入建立政策应急救灾协调平台机制，有利于社会组织有序参与救灾。
此外，公益组织间也要一起协作，对外引导和帮助捐赠人分阶段的参与应急突发工作，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初，通常能够获得巨大的关注，公众和企业参与热情非常高。但实际上灾后重建也需要资金支持，往往得到的支持却非常少，所以，这方面的引导非常重要。
相互协作、抱团取暖，还体现在资助方对一线执行机构的体恤和支持。据本次调查显示，在抗疫过程中，南都基金会允许伙伴灵活调整资金用途，有的项目由于伙伴筹措的资金只能去购买物资，人员经费不足，南都同意把资金调整为人员经费，这一原则据说到现在一直延续。
同时，允许伙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项目周期和拨款节奏，比如原本两笔拨款的，有可能改成三笔拨款。并在一些专门针对人员经费的支持上，开始设计一些小额资助项目。
从中国社会组织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信息来看，县级社会组织数量最多，从总量上来说约占38%，市级约占30%，加在一起可能60%将近70%，省级社会组织约20%多。
基于这种情况，民促会就及时将资金和项目向县市组织倾斜，促使更多资源倾向草根社会组织，让小的社会组织有机会成长壮大起来。当然，草根社会组织也需要积极倡导，表达诉求，展示能力，展示专业，提升能力，努力寻求自身发展空间。
后疫情时代，有很多执行型组织、枢纽型组织形成联盟，这是一个抱团取暖的现象，有的组织是因为相互吸引力，更多的是取长补短，把各自优势发挥出来，劣势方面去做迭代和优化。
共同的担忧能否共同应对？
由于经济下行叠加今年的疫情，对于行业目前的境遇，很多业内人士也表示出忧虑，大家共同担忧的是，这是一个全球都面临的困境，中国尤其艰难。那么，基金会、平台机构、地方性资源，能否坐在一起商讨共同的对策。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行业项目大概减少60%，有的机构自身项目同比减少40%。对于后疫情时代，社会组织是不是能够存活下去，行业存量和增量到底用哪些方式来体现，其实需要政府做一些支持。但是在整个疫情过程中，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相对很小，因此行业倡导和政府倡导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各种调查数据显示，社会组织受疫情影响的幅度其实丝毫不比企业小，但是一些减免政策，社会组织只能享受到4月份，一些小规模纳税人，有的可以享受到年底，在这些政策的倡导方面社会组织需要联合呼吁和发声。
这就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联合大家共同建立一些行业危机应对指南，包括枢纽型组织应该怎样去对接资源? 有哪些平台?一线组织有哪些对策？是不是应该相互借鉴？也可以在后疫情时代，做一些针对行业内的、对行业有效的线上产品的整体部署和规划，共同联合申请一些政府购买或行业引领项目。
疫情是否
“放大”了社会组织的问题
在这次疫情中，萌生的很多问题也让社会组织思考到底是疫情造成的，还是被疫情放大的？比如，机构项目执行能力怎么样？政府购买的力度够不够？还有资金难以为继，人才流动增大。
其中，社会组织人才流动长期保持在30%以上，一直是行业老大难问题，只是在疫情中被放大了。不仅专业人才缺乏，志愿者、社工都不好招募，尤其具有卫生防护知识和紧急救灾能力的人才更为稀缺。
但是行业协会，像电信协会这类组织，因为有技术资源，可以通过智能机器人消毒、远距离测温、无人机管控等等在疫情中发挥作用。那么公益类社会组织，就要思考自己的专业能力是什么？尤其从社会组织的发展阶段来看，从创始期到专业能力建设期，再到政府购买服务阶段，公益组织是不是有能力通过这次疫情大考？从某种程度来说，疫情是在检验社会组织能否等到走入下一个阶段的能力和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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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枢纽型社会组织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但是，有业内专业人士建议，对整个行业来说，未来社会组织其实可以在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要有序的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但一定要坚持融入大局。在对接政府，还有积极融入政府的联防联控体系方面，要表现得更有秩序感，就是在各条战线上，无论是分配物资、行业协会的标准，社会组织在一线服务的稳定性，更多要以帮忙不添乱的姿态，在有需求的群众中提供精准的服务。
第二、要专业为本，但是要更注重需求为先。尤其是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情况下，社会组织更需要紧扣专业和需求，尤其是凸显使命感和价值观的防控需求，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起点开展服务。
第三、要更加精准的定位，然后做一点补漏补缺。社会组织参加防疫方面要在政府、企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发挥作用，才会成效明显，比如响应更快，更灵活机动等等。
第四、要全程参与，持续服务。从疫情开始到现在，社会组织可能一直奋战在一线，但是在后疫情时代不应该也不要有胆怯和退缩之意，随着战役的变化，社会组织要向更持久方向迈进，包括走出去的步伐，还有行业之间的联盟更稳定，要全程参与到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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