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囚徒困境”这个术语。这原本是个经济学术语，说的是在把两名囚犯/犯错的学生/任何想要逼供的对象隔离到两个房间的情况下，若他们分别供认不讳或互相揭发，两者都判刑八年；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由于证据不确凿，则每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立即获释，而沉默者获刑十年。因此结果是，由于两者都无法信任对方，所以两方都选择了揭发对方，带来的结果便是两者都获刑八年，而在纳什平衡的条件下，两人效益最大化的做法应该是都不揭发。
[纳什平衡（Nash equilibrium），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术语，以约翰·纳什命名。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任意一位参与者在其他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确定的情况下，其选择的策略是最优的，那么这个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平衡。]
职场里的打工人就像是被关在两个房间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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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的“囚徒困境”
不知道读者是否遇到过和我一样的情况。明明下班时间已经到了，手上也并没有一定要今天做完的事情，可是偏偏就没有一个人动身离开办公室。造成这种并无额外价值的内卷式加班，往往由于被困在两个房间里的打工人的几种心态，也许是因为同事们都没离开，所以不好意思先动身；也许是因为想要多加一会儿班争取给自己明年跟老板谈涨薪大计加上一点砝码；也或许是觉得，大家都没走，是不是大家都很努力？那么我如果不加班岂不是显得我不努力上班？
总之，每个人由于各种各样的猜测或假想，使得加班这个原本既不必要也不受人待见的东西慢慢成了一种“集体意志”。而造成的结果，便是远离了使得彼此效益最大化的“纳什平衡”点。
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加班困境”。设想假如你和同事A都同时选择不加班，那么早下班带给你(和同事)的正价值（比如10）减去有可能失去的在领导面前挣表现的价值（例如4）为6，而你加班而同事A不加班，由于两相对比在领导面前造成了你努力而同事不努力的印象，则给你带来了数值为8的效益，而同事只有数值为1的效益，反之亦然；而如果你们两个都加班，则分别得到价值为4的效益，用经济学中博弈论的表格呈现将是以下所示：
对于你来说，如果同事加班，则我要么也加班得到价值为4的效益，要么不加班得到价值为1的效益，那么我当然选择相对带给我价值更大的做法——加班；如果同事不加班，则我要么加班得到价值为8的效益，要么选择不加班得到价值为6的收益，两项比较我宁愿选择加班。对同事A采取同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便是两个人都在不清楚对方策略的情况下选择了加班。
中国打工人在“三座大山”压迫下不得不996
然而，这样的无效加班造成的囚徒困境正是一个社会还未完全成熟的表现。一位国内本土的智库创始人说过，中国目前还没有进入一个成熟的社会。在成熟的社会有个特点，大家做好自己的事情，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有资格去享受生活。
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由于社会讲究专业性，加上社会福利完善，几乎不会出现工作需要额外占用个人休息时间的情况。人们的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完全分开，并且那些有条件去度假的人，并不一定是有钱人。该学者举例称，他在美国海岸度假时遇到的那些人，有些是货车司机，有些是普通的修理工，有些是销售员……
可是在我们的社会，即便月薪上万，也丧失了享受生活的底气。
设想一下，如果每个打工人都约定好在不拖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按时下班，我们的996会不会不那么容易成为常态呢？
但其实很难对这个问题有确切的回答，笔者不久前在知乎上看见过一个帖子，题为：同为加班大国，日本的加班和中国的996相比有什么异同？帖子里的回复很多认为日本的加班才是困在囚徒困境的打工人主观上的博弈，而中国的996却是当代打工人在房贷、养老、教育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不得不为之。
然而，加班时间越长，就一定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不考虑自己时间的价值，那麻木的加班对自己来说并不是增值，反而是削弱了自己的价值。如果说每个人在公司的位置都是由你的单位时间价值或时薪决定的，那么加班时间越长，意味着你的时薪越低。在长远来讲，麻木加班可能意味着你做的都是较低时薪的工作，因此对于个人发展并没有益处。
在经济学中，一个人的工资由ta的边际劳动产出决定，即你在一段既定的时间内能够产生多少利润。但达到这个平衡有个大前提，即所有企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且每一个公司都在最大化它的利润。
所谓完全竞争市场，即被雇佣者可以随时、立刻、且无成本地从一个公司跳到另一个公司，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你要考虑你在两个工作的过渡期里失业时所失去的那部分工资，找新的工作要额外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承担有可能跳槽失败可能导致的后果……因此，跳槽对于求职者来说风险相当大，有相当大的成本。
这也意味着，现实中的求职者面对的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因此，ta的工资并不是由ta的单位劳动产出所决定的。
可是这样用加班来尝试制造“我在努力工作”印象的死循环难道真的单单是因为打工人的互相内耗而不是团结而无法结束吗？众所周知，美国工会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换言之，打工人们在某一些情况下有能力团结起来对抗资本的剥削。然而，对于那些移民工人而言，他们却面临着和加班困境类似的反抗困境——对于很多家庭条件一般的人而言，出国打工的钱都是从家人朋友那里借来的。他们出国打工的主要目的都是挣钱。而掌握是否和员工续约的权力的不是工人自己，而是雇主。
因此，在发达国家超时工作的往往是那些移民工人。
打工人被困在“囚徒困境”中
这种权力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其中有几个原因值得思考。在全球化浪潮下，生产从本国剥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且转移的往往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风险。例如带有超高环境成本的生产活动，2008年初国际投资者在新型市场大量抛售其股份等等。
去年年底苹果因为“血汗工厂”违规使用学生工，让学生工加班、上夜班等等的新闻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而苹果的做法则是迅速和它的代工厂和硕撇清关系，暂停跟和硕新业务的合作。而自己却不承担相应的职责。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个画一条线一万美元的故事。20世纪初，美国福特公司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有一天一台电机突然出了故障，相关的生产也随之停滞了下来，而生产的停滞哪怕是一分钟也无疑会对福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时有人请来了著名的物理学家、电机专家斯坦门茨。斯坦门茨检查了电机过后，用粉笔画了一条线，写下了“这里的线圈多绕了16圈。” 工人们按照他的指示排除了故障，机器立马恢复运作了起来。而当福特公司问斯坦门茨要多少酬金时，斯坦门茨回答：“一万美金！”大家都吓了一跳：画一条线要一万美金的酬劳？于是斯坦门茨转身写了一句话——画一条线，1美元；知道在哪儿画线，9999美元。
而苹果这样控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就把和硕当作那个画线的，而自诩为那个“知道在哪儿画线”的人。
即使今天人们把这个故事加上了下文，增加了感恩和道德的因素。但这里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却没有发生根本上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1美元和9999美元的定价本身就是一个低估生产价值和高估资本价值的体现。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的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本身就自带价值高估的特性。高估的资本泡沫，使得在发展中国家能更轻松的换来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硬资产和劳动产品。这种价值的高估，更进一步增加了发达国家/画线者的购买力，提高了间接剥削的强度。
回过来谈上文提到的“专业性”问题，除了文化和社会福利的因素以外，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点是，这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存在这种专业性，其根基便在于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去使那些需要加时工作的劳动产品转移到移民工人头上。
打工人们就这样被困在囚徒困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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