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学生，教：教师，李：李晓榕
李：现代人非常自负而又轻易树敌。以人体病菌和农作物病虫为例。现代人敌视它们，以为靠自己的聪明和科技的强大，就能用抗生素和农药灭了它们。刚用这些药物时，效果良好。然而，这些化学药物都是死物，而病菌病虫都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低等活物（越低等，越顽强），正像活人哪会被尿憋死一样，怎能指望它们会被死物灭绝？只变异这一招，大概就够了，所以它们必然变得抗药，这是生存的法则。可见，我们不该奢望能用化学药物灭了它们。然而，眼见它们变得抗药了，我们还是一根筋，千方百计不断变换花样出新招、出猛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们见招拆招，越斗越强。就这样，它们和药物双方都不断升级，越来越厉害。反倒苦了我们：作为最高等最高贵的活物，我们的个体生命最脆弱，因而深受这些“悍敌”和剧毒之害。这些化学制品可都是自然界从未有过的人造毒物啊，人体怎能应对？而且，一旦用药，开始你死我活的殊死之斗，就难以停止，否则强化的病菌病虫会暴增，让我们遭殃。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后悔当初不够谨慎、急于用药，虽然一时有效，但长期而言于事无补，而且害己，给世界和我们体内增添了大量化学毒物，无法回归原初相对更简单平和的状态。而很多现代问题，源于化学制品的大量使用。
学：我们都觉得现代药品是非常成功的，很难想象离开了它们，我们的健康状况会怎么样。李老师这么说，是不是过于否定科学技术的成功？
李：人类健康整体状况在现代的重大进步，特别是在农村和经济不发达的广大地区，恐怕更应归功于卫生保健条件的改善，而未必是西药的发达，我觉得后者迄今总体上利弊参半，但已步入歧途。
一项现代科技，所谓成功就是期望的效果在应用初期很显著。然而，对于人体、生态、自然等系统，它的广泛应用都是持续的扰动，原先处于微妙的平衡稳定状态的这些内含大量圈环作用无比复杂的系统，会有复杂反应。科技越深刻有力，扰动就越大，反应就越复杂而深远持久。现代科技嵌入的人造产品是这些系统前所未遇的，并且扰动突然剧烈发生，系统自然会手忙脚乱，形成难以预测、不可逆转的报复效应，以反制对平稳的猛然跳离，而且难免反应强烈，对人体、生态或自然十分不利。反应的总方向是反制跳离，从而弱化期望效果，趋于新平稳。因系统复杂至极，反应多半是逐渐显现的，颇费时日，且分散在貌似不相关的诸多方面，相当意外。所以，成功的科技，正面效果总是初期显著，随后逐渐减弱，而负面效应却与日增显。实验室研究和小规模试用都无法足够精确地模拟真正的复杂系统，从而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些反应，研用时间不够长时更是如此。说穿了，科学实验的思想精髓就是试探自然、拷问自然、迫使自然回答。这样（在非自然正常的特殊情形下）拷问所得的所谓“奥秘”至多只是扭曲的片面“真理”，只适用于相似情形下的相似对象，而与复杂的大自然在正常情形下的行为难免有深层不同，在逼问自然中越是严刑拷打（即极度的纯化、净化、激化、强化、弱化、特化、极化、简化、重组等），越是如此。何况大自然这个无比复杂的巨系统，存在大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蝴蝶效应等混沌行为。再者，迄今的成功科技大都是机械论、还原论的产物，而人体、生态、自然等都是远高于机械还原的生命系统，其本质有赖于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的自组织“涌现”性。这样的科技对付这样的系统，只能是“见树不见林”，顾此失彼，即便局部大胜，也会全局惨败。
再以今日臭名昭著的杀虫剂滴滴涕（DDT）为具体例子。它最初灭虫效果极佳而不良后果不明显，因而当年被预言将导致“昆虫战线的全面胜利”，其发现者瑞士化学家 Paul Hermann Müller被授予1948年诺贝尔奖。直到多年后才证实它严重毒化土壤、地下水、食物链、河流等环境，对各种植物、动物和人体危害很大，包括害虫的天敌（益虫益鸟等），而且害虫也变得抗药了。DDT从二战后开始大量使用，《寂静的春天》（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1962年出版后，人们才开始逐渐重视其危害，经过多年的激烈斗争，不少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开始被禁用作为农药，但是直到2004年才终于在全球范围被禁用，而印度和朝鲜似乎至今尚在使用。当然，启用的轻率和禁用的艰难都与大资本的极端自私密切相关。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虽然美国在国内禁止使用某些农药，但是这些农药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说明了我们愿意向他国人民贩售我们无法接受的有害物质以牟利，还说明人们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法则并不遵从政治的地缘概念。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的食物链中毒了，其他地方的食物链也会中毒。”（《寂静的春天·序言》）既然现在已经取得共识，我觉得，应当吊销给Müller的诺奖，为这类追责提供范例，以儆效尤，同时为收回诺奖开先例。再如，磺胺药、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的发明，曾让多少医生和病人雀跃不已！不少人在1960年代就以为用化学药物征服传染病指日可待，抗生素的使用曾标志着人类对病菌的决定性胜利，哪知道病菌很快就变得抗药，成了更强的对手。而且，相信科技之人往往过于相信科技。比如，在反对《寂静的春天》的争论中，罗伯特·怀特·史蒂文斯宣称：“此次辩论的核心就在于，卡森小姐宣称的人与自然必须达到平衡的理论。现代化学家、现代生物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人类已经牢牢掌握了自然。”（转引自戈尔《寂静的春天·序言》）这种过度信任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无知盲从。
教：照您这么说，成功的科技都有很大的祸害，不该发展。但是，如果不发展和应用科技，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李：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更尊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死我活的“相斗”理念，惯于树敌且不给出路，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农药、抗生素等科技产品，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东方更讲“和为贵”，更会“化敌为友”、与虫为善、与病相安，给“对手”生路。这就像不提倡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而搞君主立宪，给王室和保皇派生路，这在欧洲近代史上有一些极其成功的先例。按此哲学，应该不改变农作物，不用农药来杀虫除草灭害，而不妨用科技手段改变虫害，比如使之转吃杂草，化两种“敌手”都为我友，让它们互斗而达到平衡。更理想的是生态平衡治理，让病虫、杂草、其他生物形成完整的食物链环，即“一物降一物”的圈环平衡稳定，包括在田里养家禽或青蛙等其他有经济效应的动物，吃杂草和虫子。多样化带来的圈环平衡稳定，是大自然生物圈健康的关键，所以要搞生态农业，混合种植，避免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避免农业的过度工业化，避免片面强调效率和产量。迪翁（Cyril Dion）的《人类的明天》一书对此有详尽的描述，值得一读。对病菌病毒，同样也不该赶尽杀绝。中医三百年前的“人痘”、传入西方后二百年前的“牛痘”所开创的疫苗，不靠化学死物，而靠人体自身活的免疫系统来对付病毒病菌，才比较合理可取，才不会让病毒病菌变异抗药，才在历史上战胜了天花等很难对付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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