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科学家与科学战略家
冯兆东（2021-10-05）
“战略科学家”成为了最近一个很火的词儿。媒体拿出当年钱学森、李四光等作为例子，说明“战略科学家”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我这里低声地发出一些疑问。
（1） 不能一本黄历看到底：
当年（例如1950s年代）的中国真的需要“战略科学家”，但不一定现在的中国也需要战略科学家。先举一个与“战略科学家”无关的例子。美国的上世纪70s年代有六位大胆创新的“穷小子”几度创业几度失败。失败时的他们靠的是艰苦奋斗精神，将他们创建的公司带出了困境。最终呢，他们的公司成为了上市公司。可是呢，如此成功的一家公司在金融危机时也遇到了“必需裁员”的困境。六位已经是公司老总的当年的“穷小子”也不得不被裁员一半。于是呢，他们六位达成的共识是：“现在的公司已经不是能靠‘艰苦奋斗精神’就能度过难关的，我们必需按现代化大企业的运行方式运行。让董事会决定：我们六位中的哪三位该走人”。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能一本黄历看到底。
（2） 可能我们需要的是“科学战略家”：
我这里还是拿美国作为例子。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是美国陆军部在1942年6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由美国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将军领导，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负责。该工程集中当时全球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成功地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我这里想强调的是：虽然罗伯特·奥本海默被誉为“原子弹之父”，但在曼哈顿计划里，他是“科学战略家”而不是“战略科学家”。 “科学战略家”是指：他统筹和领导了这个计划（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但具体的科学研究是由那些比他更优秀和更专业的科学家完成的。我在媒体的字里行间读到的和我的“中国体会”是：“战略科学家”指的是那些既具极敏锐的战略眼光又站在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家（目前的科学境况是：既是一流科学战略家又是一流科学家的难度很高很高）。
（3） 中国的“战略科学家”可能会有误导性：
我这里举两个我了解的例子。地球关键带一词是由一位很有学术地位和权力地位的人从当年的美国人的一个公文（研究计划类）本子里看到并带到中国的。这个词儿被带到中国后并没有被相关的学者广泛讨论和严格定义。一旦这个词被“有学术地位和权力地位的人”引进来，它就变得“放之四海而皆准”啦。即便是此词儿的发明者不再热心于此词，但它仍然在我们这儿很盛行。第二个例子是“人类-自然耦合”研究领域的中国引入。这是一个在美国时兴起来并被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为常规项目的研究领域。但在国内呢，一直没有时兴起来。还好，也有一位很有学术地位和权力地位的人关心起了此事，并且向国家重要基金机构建议，他自己和他的哥儿们马上“自导自演”了一个大项目。我跟踪了此人的讲演和文章后，坚决认为：此人的理解只不过是不怎么到位的“二手货”而已：他的PPTs是由他的学生们组装起来的，他自己的理解是不到位的和不系统的。上述两个例子暗示：“战略科学家”可能会是“有学术地位和权力地位”的“自导自演者”。这不好！
（4） 我们需要“战略科学家”吗？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战略科学家”。我们需要的是“科学战略家”：他（她）能在相关行业集思广益，并在此基础上能形成“熟知前沿且具前瞻性”的决断。而且呢，他（她）不仅得有领导能力，而且能做到效率和公正兼顾。我再强调一下：“科学战略家”绝对不能“自导自演”，与冲在学术前沿的学者“抢好处”。我这里也举出我在美国经历了的美国基金委“科学战略形成”过程。无论基金委某部（例如，地球科学部，生物科学部）的领导多么老练和领导该部多么长时间，他（她）的最后决断一定是经过同行反复论证的。我自己参与过三次如此的论证。第一次：基金委地学部的某处在一个相关的全国学会上广告了他们“在某日某室召开基金委基金主题研讨会”，广告希望有感兴趣者参与。我去参与了。第二次：我被邀参与了一个基金委地学部的涉及北美和南美的议题讨论会，参会的人中有大咖，有中咖，有小咖（当时的我只是小咖一枚）。第三次：基金委在他们的周报上发广告，希望对蒙古高原感兴趣的地球科学者与基金委联系，以便“被邀参会”。我联系了基金委而且“被邀参会”并撰写了指南的一章。我是想说：现在可能不是一位或几位“战略科学家”就足以带领一个国家的同行学者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了，而是需要集思广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