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疑“战略科学家”
冯兆东
2021-10-17
一、前言
“战略科学家”成为了最近一个很火的词儿。媒体拿出当年钱学森、李四光等作为例子，说明“战略科学家”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国家基金委前主任杨卫最近也发声：“战略科学家”应该是中国科学体制的“架构顶级”。
二、杨卫主任的说法
杨卫主任说：“战略科学家”需要满足“三个半”方面的条件。第一，战略科学家必须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在自身从事的研究领域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获得专业界认可。第二，战略科学家是一名宽口径的科学家，除了自己所在的领域，还能从更宽的领域洞察科学发展态势，清楚大多数科学领域的主要发展趋势。第三，战略科学家还应该是一名战略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他们能分辨出哪些科学领域是竞争重点，哪些领域适合常规式发展，哪些领域可以加强合作，并且就此提出战略性意见。第四，战略性科学家往往会被咨询相关政策，所以他需要对科学管理有所把握，了解政策制定的基本规程，这是非必要的条件，所以称之为“半”个方面。
三、杨卫主任的设计会不会被委曲
过去的我们一直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对各级政府的科技政策制定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最高科学帽子齐全且一路升官的学者”。甚至，他们的“最高科学帽子”都是在一路升官的过程中得到的。进而，他们在一路升官的过程中往往是100%地投入到管理活动的，他们的“科学简历”绝大多数是靠他们的团队替他们建立的。我的观察是：那些“最高科学帽子齐全且一路升官的学者”（也包括那些长期从政，最后从官场上退下来的）总是掌握着科学走向的发言权。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够不够资格做杨卫主任定义的“战略科学家”？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民间还有没有比他们更合格做“战略科学家”的人？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民间如果有，又如何让这些民间的符合标准的人成为“战略科学家”？
四、也许，我们需要的只是“科学战略家”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只是“科学战略家”：能在相关行业集思广益，并在此基础上能形成“熟知前沿且具前瞻性”的决断。而且呢，他（她）不仅得有领导能力，而且能做到效率和公正兼顾。我这里也举出我在美国经历了的美国基金委“科学战略形成”过程。无论基金委某部的领导多么老练和领导该部多么长时间，他（她）的最后决断一定是经过同行反复论证的。我自己参与过三次如此的论证。第一次：基金委地学部的某处在一个相关的全国学会上广告了他们“在某日某室召开基金委基金主题研讨会”，广告希望有感兴趣者参与。我去参与了。第二次：我被邀参与了一个基金委地学部的涉及北美和南美的议题讨论会，参会的人中有大咖，有中咖，有小咖。第三次：基金委在他们的周报上发广告，希望对蒙古高原感兴趣的地球科学者与基金委联系，以便“被邀参会”。我联系了基金委而且“被邀参会”了。我是想说：现在可能不是一位或几位“战略科学家”就足以带领一个国家的同行学者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了，而是需要集思广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