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与UNESCO合作的经历与体会（2006）
武夷山
2006年3月17日
在教科文全委会的帮助和指导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一直在参与UNESCO的有关活动与项目。通过与UNESCO的合作，加速培养了人才，更快把握了国际信息界所关注的前沿，明显提高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及中国科技信息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早在1973年10月，我所就派人参加中国科技代表团，出席了UNESCO的会议。20世纪80年代初，拟建本所新办公大楼之际，是UNESCO推荐、聘请的瑞典建筑学专家为我们的中国科技情报中心（当时的名称）大楼作了设计方案。几十年来，我所通过与UNESCO的合作，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有明显收获：
一、 培养人才
1985－1989年，UNESCO与我所共同举办了3期情报学研究生班，从这3期研究生班毕业了109人，他们大多成为各行业、各地方科技信息机构的领导中坚和业务骨干。仅2003-2005年的三年，我所就有8人次获得UNESCO的全额资助，出国参加了各种培训班或国际学术会议。
多年来，我所执行了UNESCO资助的很多项目，包括：翻译出版《世界科学报告》等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报告；在中国举办信息与传播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开展各类研究培训，等等。参与这些项目的工作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锻炼。
二、 把握前沿
对于专业化从事科技信息工作的人来说，如何较快地把握国际前沿是至关重要的。多年来，我们深切地感到，UNESCO往往能够高瞻远瞩，提出一些最值得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他们的这些见解和思路对于我们的工作如何与日俱进很有启示意义。例如，2002年4月我代表中国出席UNESCO全民信息计划（IFAP）会议时，注意到UNESCO关于保存“数字遗产”的提法。专家们认为，随着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随着各种媒介所承载的信息的数字化，数字遗产的保存将同人类自然遗产、物质遗产、文化遗产的保存同等重要。我在2002年6月召开的全国科技信息工作研讨会（其实是全国科技信息类院所所长联席会）上介绍了IFAP计划，报告了UNESCO当前的关注热点，包括数字遗产保存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会后，我的发言在《中国信息导报》杂志2002年第7期发表。我所国际合作处负责人段黎萍博士写的“漫谈数字遗产的保护”一文发表于《中国信息导报》2003年第3期。
三、 扩大影响
UNESCO的会议和活动是个大舞台，通过参加UNESCO的活动，展示中国在走具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方面的思路和经验，发表我们中国科技信息界对有关国际事务的独特而全面的看法，非常有助于提升我国及我国的专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在国际信息界，ISTIC（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名字还是相当响亮的，这部分得益于我们长期参加UNESCO的活动。我国是教科文组织IFAP计划理事会执行局成员国, 本所每年派代表参加IFAP理事会和执行局的活动。由于我所的国际显示度较高，欧盟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多次主动邀请我所与他们共同申请欧盟的项目，有些申请获得成功。
今后，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信息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因为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中，能源和材料的储存量都是有限的，只有信息发展的潜力是无限的。只有善用信息和知识，才能做到消耗越来越少的能源和材料以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因此，UNESCO对于信息与知识传播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召开了世界信息峰会，2005年底又推出了《走向知识社会》的报告。这些关注点与我国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对于UNESCO信息与传播领域的活动，我们应该更多地参与。但是，应该由过去比较消极地参与转变成比较积极地参与，具体说来要实现三个转变。
首先，在经费上，由索取型变为捐赠型。过去，我们主要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经费支持等各种实惠，这并没有错。但是在新形势下，这不应是主要的任务。如何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与我们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相称的声音，更为重要。例如，在财政部和科技部的支持下，中国迄今分两次向IFAP计划捐赠了4万美元，受到了该计划成员国的好评。相形之下，国力未必有我们雄厚的巴西却捐赠了10万多美元。希望财政部在安排向国际组织捐赠经费方面进一步提高力度。
其次，在立场上，由响应型变为主导型。过去，大到UNESCO大会，小到像IFAP会议这样的UNESCO下属组织的会议，其议事日程和有关文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人确定或起草的。等我们发现某些提法不合适，再与之交涉，往往为时已晚。
例如，IFAP计划的某文件上说，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信息获取服务应该是完全免费的。我在IFAP一次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原则上是同意这样的精神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仅靠政府的力量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则太慢，需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时候，适当设立一些合理收费项目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的，中国的数据库产业就是如此。如果简单地规定公共图书馆信息获取服务必须完全免费，恐怕就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去开发学术文献全文数据库了。尽管我的观点引起了一些共鸣，但有关文件内容已经基本定型，我们的一次发言很难扭转局面。
过去，我们曾鄙夷地称一些印度人为“会议油子”。现在看来，中国的“会议油子”实在太少，否则不会这么被动。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善于在国际组织舞台上为中国谋利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利益的专业人才。他们要努力参与会议的议事日程的制定和文件的起草，也就是说，将工作重心前移，逐渐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国家要加强投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国内大学、科研院所的绩效考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因为这些专家在国际上的杰出表现，并不一定能为中国、为本单位带来更多资金支持和眼前的实惠，而在目前的考评体系中，不能带来实惠的工作基本上就不值钱，不算数。
第三，在做法上，由随机应变型变为有备无患型。在国内很多单位，国际会议和国际计划的有关活动并不是日常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参与国际活动的专家如果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这样做的风险较大，仓促决策或表态也许会危及国家利益。理想的情况是，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应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事先充分研究各类议案，设想在国家舞台上可能出现的各种立场，拟定中国拟采取的上中下三策，并为每一种立场准备好可信的论据。要想做到这一点，各单位必须留有单独且充分的国际合作经费。到目前为止，财政部似乎还没有设立“国际科技合作”的专门科目，这势必造成基层单位对国际合作的经费支持也不太可能到位。而没有经费保障，由随机应变向有备无患的转变是难以实现的。
以上仅是个人看法，供大家批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