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期间，看了一个介绍“郑和下西洋”的系列视频的一部分。对于其中的表述，目前我认为有两点内容是值得商榷的。
一，湿热地区的“瘴气”是否会导致“疟疾”等疾病？
这是一个因和果的问题。瘴气作为“因”，必然会产生疟疾这样的“果”吗？事实上，疟疾是通过疟原虫致病的，而疟原虫主要寄生在蚊子体内。换言之，蚊子才是中间宿主和传播媒介。而湿热的自然环境，只是为蚊子的生存提供了可能，却非必然。
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联想和拓展。一个是地理学早先的一个关于人地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即“或然论”。自然环境提供了多种人文现象发生的可能，却未必出现必定的某种结果。这时候，对于人文的解释，重点是“人”这一方面而非“地”。
另一个联系，是《死亡地图》中的关于霍乱病源的解释。当时(1854年伦敦)人们主流的观点认为瘴气是元凶，而不讲卫生的生活作风和习惯是患病的深层原因。然而约翰斯诺证明了被霍乱病菌污染的、看似清洁的宽街水井才是霍乱传播的源头。类比到郑和下西洋面临的疟疾问题，视频内容认为湿热是导致疟疾的原因，显然搞错了。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消除疟疾的方法应该是改变湿热的空气环境；然而我们今天知道，控制疟疾的关键是设法消灭蚊子。
二，外国使者和国王向明朝皇帝所递交的国书、表文，是否真的像中文史料所记载的那样谦卑？
从视频引用的资料看，外国使者和国王们的说法里，都把明朝皇帝当做神圣的大王和至高无上的恩主；番邦的国民都愿意臣服大明，而番王们都自认为与明朝皇帝相比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以受到明朝皇帝的敕封为荣。
果真如此吗？澎湃网在2019年9月2日的一篇文章《中间人与“创造性”翻译》中，给出了一个让人看后会瞠目结舌的案例。缅甸东吁王朝（1531-1753）最后一位君主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King Mahadammayaza-Dipati，1733年登位），于1750年（乾隆十五年）给清朝乾隆帝写了一封书信。该信有一个缅甸文版本，刻在银片上，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年才被翻译出来。其中，缅甸国王称呼乾隆为“皇兄”，自称“皇弟”；而同一篇信件的中文版本被记录在一本《啸亭杂录》的书中，缅甸国王的自称变成了”臣“。同期的清代官方文献中也把缅甸记录为”藩国“。
澎湃网文章的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297133
两相对比，发现表述的内容并不一致。而臣僚和兄弟，地位差别可不小。清朝如此，明朝是否也是如此呢？恐怕不好直接给出否定的答案。
这么看，研究历史上中外关系，如果单纯依赖中文文献，可能难窥其全貌。当然，这里表现出来的问题，我们不宜作过度的解读。事实求是地说，根源在于当时充当翻译的官员们的翻译水平和心态，以及外国当地文献缺乏。而上面说得这个两种文字的国书都现世的情况，恐怕是很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