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文章
1928年，陆渊雷先生在《医界春秋》上，发表了“西医界之奴隶派”的论战文章，被称为抨击西医的重拳。他说：
奴隶派的西医所自命不凡的只是空谈病理，何尝能直接应用到治疗上去！不过他们的义祖（西洋医学）义父（东洋医学）有种种科学的依据，有酒精灯、显微镜、以及许多畜牲（动物实验）的帮助，不是完全出于推想，似乎与《内经》学说不同。所以由他们说的嘴响。但是，病理尽说的精透，若要问到治疗依旧是毫无办法。
尤其是他们所沉迷不返的细菌学说，一见了急性传染病，什么验血哩、验痰唾二便哩、培养哩、着色哩、血清反应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难为他把个病菌认识清楚了。要是在前驱期中病菌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西医一句话推得个干净。叫做“诊断未确，无从施行根治”。这时候病人只好忍着痛苦，呻吟床蓐，静候诊断。这也是病人自己的不好，怪不得西医，哪个叫你不懂的预防、消毒、自己传染病菌？......岂知西医的根治还要看病人的造化。
若是有造化的病人，只应当患梅毒，因为西医有606；或者患白喉、破伤风，因为西医有比令氏血清可以把你根治。若没有造化的病人患了别种传染病——西医也只是说一句话轻轻推个干净，叫做“尚未发现特效药”，只有对症处理。于是热起来就用冰蒲包、电风扇；冷起来就用水汀、热水袋；肚子饿了就是牛奶、鸡蛋。诸君休小觑了这些对症处置，说他没有价值。须知西医有数理、化学、生物说做根底；有胎生、组织解剖、生理、病理做基本知识。学问这样高明，行出来的对症疗法饶你再不中用，也是有价值的。要是这种对症疗法出于中医之手，那自然是绝对谬误的了。
这好比打骂一样，家中的黄脸婆子把你打骂一下就要火星直冒、跳将起来。窑子里的娼妇若蒙她轻咎樱唇、高抬玉手把你打骂一下。你就从骨髓里舒服出来，堆着满面笑容，成打的花头没命价报效上去。若问，嫖客何以这样瘟，因为娼妇得了乌龟、老鸨的传授，平时把嫖客灌足了迷汤的缘故。
有一班迷信科学的人物，害了病请教西医，领略了对症处理的妙法，也尽有死而无悔的。若问他何以这样瘟，也因为西医得了西洋日本义祖义父的传授，把那些细菌传染、消毒预防的话头将迷信科学的人物灌足了迷汤的缘故。
陆渊雷先生的文章，虽然有点“相骂无好言”，但确实切中要害。那个时候，“细菌学”诞生仅半个世纪，“化学治疗”（特效药砷凡纳明治疗梅毒）才刚刚起步，磺胺药还在襁褓之中，谁也没料到20年后会出现“抗生素时代”，30年后会有“抗病毒疗法”问世。当时，人们对西方医学的看法是：基础医学天花乱坠，临床治疗捉襟见肘。
师生上阵
其实，在中西医论战高峰，能够发表维护中医的重拳文章者寥寥无几，或许恽铁樵、陆渊雷师生为其出类拔萃者。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江苏省武进县孟河人。1903～1906年入上海南洋公学专修英文，毕业后任教，1909年抵上海，任浦东中学教职，曾抽暇翻译欧美小说，发表之后风行一时。后受知于张菊生，入商务印书局任编译，1912年主编《小说月报》（由商务发行）。挥氏曾蜚声文坛，不惑之年，爱子相继病殇，因而发愤学医。恽氏问学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并常与姻亲丁甘仁先生切磋医学。1920年辞去《小说月刊》主编，正式挂牌行医，不久医名大振，尤其擅长儿科。其后，西医传播渐广，中医备受排斤、歧视。余云岫着《灵素商兑》诋毁中医。恽氏通过亲身医疗实践，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医学为极有用之学术”。“与西国医学比较，委实互有短长”，因而挺身而出，提笔与之论战。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直斥余氏论调。嗣后，恽氏在其著述《伤寒论研究》（1923年）等书中，阐述了如何宏扬祖国医学的见解以及改进中医的主张。指出中医学进步演进。“必能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疾呼中医务须改进。为倡导中医革新，I925年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1933年复办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先后遥从受业者千余人，培育一批人才。恽氏门人弟子当中，较有影响者，如章巨膺、徐衡之、顾雨时、何公度、陆渊雷、庄时俊等，均成为日后中医学界的骨干力量。
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江苏川沙人。1912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朴学大师姚孟醺学习经学、小学，于诸子百家、史、地、物理、算学等书无所不读。毕业后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立师范学校、国学专修馆、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医学院等处任教。授课之余阅读大量医书，研究中医各家学说。1925年恽铁樵创办医学函授学校，陆渊雷拜恽为师，协助办校。又师事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深得两名家之教益。1928年先后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1929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任教务长。以“发皇古义，融合新知”为办学宗旨，率先于教育计划中列入理化、解剖等课程。1932年应四方学者之请，办遥从部，函授中医学，一时遥从函授业者遍及国内与南洋诸地。1933年前后任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委员。1934年创办《中国新生命杂志》，作主编。1950年待特邀出席全国卫生会议。历任上海卫生局顾问、市中医学主任委员、中医门诊所所长、市卫生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红十字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科学医学研究会副主任委员等。1954年被委托主办编纂中医教材，1955年任上海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因病谢世。
上述可见，恽铁樵师生均出身于新学，后习医为业，能够在关键时期挺身而出者，非博览群书、知识面开阔者莫属。或许，抱残守缺，一意照旧者并无战斗力；发皇古义 ，融汇新知，才能立足于未来。
时过境迁
他们那个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10年。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伤口感染的士兵数远远高于在战场上阵亡的人数。感染致死的主要原因有破伤风、菌血症、败血症、链球菌和产气荚膜梭菌引起的坏疽。在1931年前，人类对第一杀手细菌感染束手无策：肺结核、肺炎、瘟疫、霍乱、脑膜炎……我们人类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一场冒险。一旦得了由于擦伤或咬伤而引起的皮肤感染，平均9个人中有1个会失去生命；感染上肺炎后，10人中有3人会丧命；生孩子的过程对所有母亲来说都是一个鬼门关，仅感染引起的死亡率就高达二百分之一。
但时隔20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状况就大为改观。先是德国拜耳公司的科学家多马克（Gerhard Domagk）为首的团队研发的磺胺药，接着是英国研发出的青霉素（青霉素被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盟国除了原子弹之外的第二个秘密武器）。随后，来到了抗生素的黄金时代：1943年，还在读博士的艾伯特·斯卡兹（Albert Schatz，1920-2005）在美国发现了链霉素。1945年，意大利药理学家朱塞贝·布罗楚（Giuseppe Brotzu，1895-1976）发现了和青霉素机理类似的头孢菌素。在随后的两年里，广谱抗生素四环素和氯霉素被发现并应用到临床上。50年代又目睹了红霉素、甲氧西林的开发和使用。仅以美国为例，从1938年到1956年，儿童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了90％以上，人口平均寿命增加了10年以上。人口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死亡率转变的重大拐点”，抗生素创造了“现代医学奇迹的奇迹”。
也正是这个阶段，曾经让陆渊雷引以为骄傲伤寒学、温病学几乎退出了传染病医院。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传染病医院和感染科，还在为“非甲非乙型肝炎”诊断不清，为乙型肝炎恢复肝功能绞尽脑汁，为艾滋病100%死亡率而恐惧。没想到21世纪来临，乙型肝炎、艾滋病已被抗病毒疗法所遏制，丙型肝炎也能够完全治愈。
这一切，似乎已经是人类战胜传染病的曙光，现代医学就要披上胜利者的战袍。但是，病原微生物并非那样不堪一击，因为它们早于人类来到地球，已经折磨了人类数万年，颇有点“姜还是老的辣”的味道。
携手应对
病原微生物如何应对人类呢？仅通过病原体变异产生新发传染病，以及使抗病原体治疗药物出现耐药性这两大方式，就让现代医学疲于奔命。新发传染病的主要表现形式为：①新种或新型病原微生物感染导致发生新的传染病；②发现原已存在的传染病病原体，包括原以为非传染性疾病因致病病原体的发现而被确认的传染病和新发现病原体的已知传染病；③来自动物的病原体感染人并致病；④原来极少发生或散发，近来出现流行的罕见传染病；⑤发病区域改变或明显扩大的区域性传染病；⑥原来临床症状较轻现在变得严重的疾病；⑦曾得到控制，但出现抗药性或重新流行的疾病；⑧出现了慢性病症。
而现代医学应对新发传染病存在明显短板：
（1）病原学确定仍存在困难：据报道[洪涛，王健伟. 我国传染病防治的现状与挑战.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3，（12）：705-707]，在我国报告的传染病爆发疫情中，60%以上没有病原学证据，被定为不明原因性疫情，或是根本没有进行病原微生物调查，或是不具备分离新发现的病原微生物的技术和水平。在所有200多种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病原微生物中，只有沙眼衣原体和成人腹泻轮状病毒是由我国科学家首先分离鉴定的。再就是2013的H7N9禽流感病毒，中国科学家在1月内明确了新型流感的病原基因结构、分子特征和起源；2020年的SARS-CoV-2，在1周内阐明了其病原学特征。
（2）针对病原学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周期较长：新发传染病往往行踪不定，17年前，“非典”疫情来势汹汹，去时悄无声息，研发最快的SARS冠状病毒疫苗仅仅准备开展Ｉ期临床试验，就随着病毒的销声匿迹而研究告终。这次新冠病毒病（COVID-19）寄予“希望”的瑞德西韦，也曾经是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研究的新药（因为其疫情得到控制而下马），它只是在体外和动物模型中，SARS和MERS有一定活性。COVID-19 爆发1年来，截至2020年12月，虽然经过临床试验，瑞德西韦、Bamlanivimab、BaRICITINIB+瑞德西韦、REGN-Cov2、BNT162b2、mRNA-1273等药物相继获得紧急（EUA）批准，但疗效尚不尽人意（仍有51种抗病毒药物正在研究之中）；全球在研疫苗共有214个，其中51个已进入临床研究（中国14个），进入Ⅲ期临床的有14个（中国6个，其中4个为灭活疫苗），预防效果与不良反应仍在验证之中。可见，对于疾病大爆发时期，尚无特效药物疫苗可用，紧急治疗措施主要采取对症和支持治疗。
（3）对政治文化的依赖：作为一种学术体系，现代传染病学只能在以国家为主导的公共卫生体系的框架下才能发挥其防控疫情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制度、文化价值观等等，与其成效密切相关。正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行的COVID-19，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回顾110年前的东北大鼠疫，之所以举世瞩目，也得益于东三省那个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而非现代传染病学的一枝独秀。
显然，相对于新发传染病和耐药性经典传染病而言，这实际上相当于能够有效进行病原学治疗之前的状况，为中、西医的竞争与合作留下了空间。此时，想到陆渊雷先生所讥笑的“西医界之奴隶派”，不禁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喟然长叹。
但是，当务之急是心平气和地携起手来，相互配合，共同面对人类的老对手——病原微生物。至于如何携手，笔者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选择一种共同语言，方能够高效探讨中西医融合的策略和实施细节。选择这种语言，可能要与曾经长期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中体西用”进行切割，因为创新与割舍往往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