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仍在肆虐，同样的还有一些令科学家防不胜防的谣言“炮弹”。它们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给奋战在疫情一线或默默坚守岗位的科学家造成了困扰、担忧，让他们觉得心寒，也让一些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变得沉默，不再或不敢再发声。
“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否则很快就会‘人肉’我了。”“你还是不要提我了！”“这个问题还是不发表了！”“‘敏感’二字哪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您又接受媒体采访了，如果有媒体再联系您，请务必……”
作为一名从业十年的科技新闻报道者，近日，在采访工作中，这样的答复和婉拒，笔者听得不能再多。由此看来，此次疫情中，谣言给科学家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而科学家的不愿言、不敢言，进一步加深了公众与科学和科学家之间原就存在的鸿沟。
现在，这个不争的事实不禁让人产生一种错觉：科学界被流言蜚语击得溃不成军、不战自退了，在谣言面前“万马齐喑”了？
何至于此呢？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谣言从未根绝过。尤其是在当前人人都是“传声筒”的时代，众声喧哗更是常态。自媒体和社交平台一方面让民众更好地发挥其监督职能；但另一方面，一旦“正路”消息跟不上，它们也会让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
在当下疫情传播的特殊时期，利用公众急于知晓病毒来源、传播情况和救治方法等心理，一些谣言制造者更是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散布大量不实消息，让一些科学素养较低，并不了解真相的公众被误导，进一步形成毁灭性的“蝴蝶效应”。
对此，荷兰莱顿大学传播学者克罗斯（A·Chorus）曾提出一个影响谣言传播因素的著名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或R= i×a/c）。即谣言产生与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成正比，而与公众的判断能力成反比。
由此可见，谣言传播与信息的及时透明、公民的科学素养紧密相关。而在我国，公民科学素养仍是一块短板。从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看，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8.47%，而目前美国这一比例为28%，加拿大为42%（2014年）、瑞典35%（2005年）。对比之下，这与当前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速度极不相称。
若以上述理论和数据为依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疫情中谣言的气焰嚣张也与平日里的科普欠账不无关系。正是因为平时科普工作做得不够，科学精神没有深入人心，才让危急时刻科学家的话难以深得人心。
让公众走近科学、信任科学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疫情时刻尤其如此。这更需要科学家在这些特殊时刻敢于做科普，尽可能地让公众站在科学的一边，用科学战胜谣言。正如原中国科技馆馆长李象益所说，公众可以在辟谣的过程中“去思考、去分析、去辨析，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从科学的角度提高和培养他们的素质”。
让科学跑赢谣言，需要科学家的声音。如果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辟谣“疫苗”，科学家的发声就是最有针对性的药物。也正如此时此刻面对“谣言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科学和证据指导政策。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陷入分裂和不和，迈向黑暗的深渊。”
为此，我们为那些战斗在疫情一线、默默坚守的岗位的科学家们鼓掌，更为那些敢于直面流言、发声释疑的科学勇士们鼓掌。否则，一个失去科学家声音的社会，将被谣言裹挟地更远。
用科学粉碎谣言，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愿我们的科学勇士们能够听取内心的声音，逆流言而上回应民众的疑问；也愿我们的专业媒体、互联网平台和每个独立的社会人能够聆听和传递科学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