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22
看到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消息，真的是非常紧张，仿佛回到了不堪回首的2003年那个SARS肆虐的春天。
检查我的实验笔记，数据是在2003年3月28日中断的，客观地说，那是从那天起SARS正式进入了狂发期，因为之前我们的各项工作还是正常的，之后就不正常了，上班成了“龙的耳朵”—摆设，满街是口罩和消毒水的味道，几乎每个小区都开始严查出入，我们家把老人和孩子转移到了郊区，我们两位还要上班的，就自觉不去看望他们。
原本十分忙碌上班的我们两个再也不着急上班了，我每天上班之前要给领导发体温检测结果，高于37度的不用去上班，先生则是每天都去，但是从来不用再加班了，出差全部都取消了，每天的路线十分固定：从家开车到单位，再从单位到家，实在无聊也不想做饭，我们两个那时候把北京有名的大饭店吃了个遍儿，因为街上的小餐馆几乎全部关门大吉了，我记得5月10日前后一个朋友的生日约了去吃饭庆祝一下，没想到开了半小时车竟然没找到一家餐馆！那时候只有那些很有名的大饭店不准关门，但是也没人去，我们这两个勇敢的同志几乎就是唯一一桌的客人了----服务员清一色的白手套和口罩，服务特别热情标准！算是灰色岁月里的一抹亮色，不过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心有余悸，还是不应该这么胆大，还是太危险了！
事情大概一直到了5月底才有转机，我们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在朝阳公园的“放飞中国精神”抗非典活动，孩子还留下了一张难忘的照片，后来又去登长城，也是这个活动系列之一，她是那天登长城的唯一一个孩子，为此还上了报纸—说是看看孩子们都登长城了，大家不要担心，可以重新开始活动起来了。至此才算是警报解除了。
前后历时两个月，真的是全民停工停产状态，回想起来真可怕，中间大概有几件事值得一说：
四月份的时候老爸担心奶奶一个人在河南老家不安全悄悄从北京溜回去看她，还没到家就被隔离了，在隔离区呆了两个星期才回到了家，等到非典彻底结束才回到北京。
弟弟那时候还在北航读书，也不能离开学校，我和先生带着水果去看他都是到学校门口，用杆子把水果掉进去，不能见人也不能说话。
我们中间有一次周末去看孩子带着老人和孩子出去散散心到郊区去看桃花，在十三陵景区亲眼目睹京牌的车被当地的村民泼了一车的臭鱼烂虾，在每个村口都有红缨枪把守不准京牌的车辆出入（那时候车少，郊区的车是京G的牌，所以很容易看出来），把孩子气得够呛：以后再也不来啦！
那时候不只是在北京郊区在全国其他地区京牌车都是瘟疫一般不受待见，北京出去的人也一样成了危险分子。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年春天来了趟中国，回去的时候只有岳父一人很勇敢去机场接他，两个人也就成了莫逆之交。
那年我们彻底回复以后的第一次活动是暑假在太原开会，我租了辆大巴车把北京开会的人一起拉过去开会，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还好最后一切平安。
2003年到现在一晃17年过去了，情况如此相像，希望大家早日提高警惕，不要再重蹈覆辙，波及到全国范围内的疫情真的是太可怕了，停工停产的代价不说，关键是信心的恢复，我记得那年到6月1日的时候，尽管非典已经过去，但是大家还是提心吊胆，无人愿意出门，一直到两个月后大概才基本回复正常。想想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防疫，人人有责，减少出门，减少交叉感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任何人都不要有侥幸心理，这事真的不是开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