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诸历史，以今天医学分科的眼光看，中医对传染病的用心占全部中医临症医学的一半以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一部中国史，就是瘟疫频发的历史，传染病是古人面对的最主要的死亡威胁。从伤寒论到金元明清五花八门的温病学派，说的基本都是传染病。
中医关于传染病至清走到尽头。此后，由于现代医学明确了几乎一切传染病的病原、传染源、传播途径、发病机制和临床特征，尤其找到了有效的病因治疗（抗生素）和预防方法（疫苗），中医传染病“研究”就此停顿，不再有任何新的学说，剩下的只是无休止的学派争论。
中医投入大半心力的传染病理论究竟在历史上产生过什么作用呢？我们从正史里完全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只有无休无止的瘟疫频发和"人死无算""十室九空"的粗放死亡率。这种可怖的景象并不仅出现于战争和自然灾害时，和平甚至盛世时期，也完全一样。如康熙大帝在位61年，《清史稿》载发生瘟疫88次，最多的一年11次，是康熙四十三年，乃是没有任何战争的太平时期。乾隆大帝在位60年，更是太平盛世，也发生瘟疫46次。古代传染病没有具体死亡数据，只有估算和推测。比如，历史学家估算东汉末年大瘟疫死亡人数大约2000万，1232年汴京一城因瘟疫死亡人数在100万之上，明末大瘟疫死亡在1000万之上。（对比一下，抗日战争中国官方通报的死亡人数是1000万）。
没有数据，没有对比，就无法判断。当各派宗师各路神医都声称"救人无数"时，我们无法理解其实际含义，医案里的"救人无数"和正史里的"死人无算"是怎样的数学关系？
古代无法进行中西医的对比，由于没有数据，实际上也无法进行学派间的对比。伤寒和温病，以及温病各家间争论不休，都是纯嘴巴官司，没有事实和数据的基础。
基于数据和事实的医学"比武"到清末1910-1911东北大鼠疫才第一次出现。以政治、文化、宗教等等名义始终含混不清处，冷酷的瘟神一一做出斩钉截铁的判断。这种判断如此明晰，以至于它必须被遗忘。
清末东北大鼠疫是中西医间第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大对决，以生命为代价，这次大对决产生了如日月行空般的明确结论。这一结论导致三千年未有之震荡，中医是怎样挺过这次剧烈震荡，并以深厚内力将之化于无形，此是后话。
1910年10月12日，东北小城满洲里发现第一例肺鼠疫病人。肺鼠疫比历史上扫荡欧洲的黑死病（腺鼠疫，中世纪欧洲约1/3到1/2的人口死于腺鼠疫）更为恐怖，因为其传染性更烈，死亡率更高，几乎是百分之百。当时的医学虽然还没有针对鼠疫杆菌的特效抗生素，但对隔离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在俄国医生的努力下，2个半月，满洲里鼠疫得以控制，仅死亡约400人。然而，11月7日，哈尔滨出现首例鼠疫后，瘟神开始大发淫威，从哈尔滨迅速传到满洲中部，并向南远播至华北直隶和山东。整个东北笼罩在一片恐惧的气氛之中，帝都为之动摇。
其时，东三省的医生以中医占绝对多数，西医除俄国和日本医生外，加起来不超过10人。保佑种族繁衍的历史重任真真切切的落到当时中医的头上，他们理当运用温病学说，以无数经方验方救民于水火。可惜，事实并不如中医粉的想象。
当告急电报不断传到朝廷，清政府高度重视，毅然派出援兵。这援兵就是31岁的年轻西医伍连德和他的一名尚未毕业的学生。咦，为什么不是名老西医？想必清政府也明白，西医重的是实而不是名，崇的是新而不是老。以落后守旧为特征的清政府，居然有魄力派出年轻的西医为全权抗疫大臣，这恐怕是晚清政府所做出唯一正确的决策。其意义，相当于打嬴一场或半场抗日战争。
一个伍连德当然无济于事。由于疫情的不断升级，清政府昭告天下，紧急征调各类医师作为志愿者赴哈尔滨协助伍连德。社会响应也非常踊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今天向地震灾区捐款的热度差不多。当时西医资源极其稀缺，中医则大把抓。然而，奔赴疫区的医生竟然全部是西医。有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堂以及济南、烟台、保定、吉林、长春、奉天、阿是河等地传教士医师和医学生。这些人加起来也不过医师20人，医学生29人。其中仅协和就有8名外籍医师、12名毕业生和12名高年级学生参加，真不愧为中国医学第一学府。
中医呢？大名鼎鼎的伤寒学派呢？温病学派呢？孟河学派呢？汇通派呢？四大名医呢？他们全做了缩头乌龟。当今国医大师邓铁涛面对非典曾经豪言，中医不怕非典，因为明清温病学派留下了有效的经验。清末中医“大家”很多，他们自然也很熟悉邓铁涛所谓的温病经验，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奔赴疫区，一个也没有！但他们在后方的报纸上热闹的打嘴仗。有一个从长春逃出到天津的中医张聪彝（历史上死亡逾百万的金元之际的汴京鼠疫中，也有一位逃兵，就是大名鼎鼎的脾胃派祖师李杲。他的表现是逃出后抨击疫区的医生，说他们都治错了，补土才是对的）实在看不过去了，说：“试问鼠疫致死一霎那之顷，以吾国医药之迂缓，而谓能立刻奏效乎？如曰能也，二三君子何不束装赴奉一试其技，而乃于此间饶舌乎？”这一段话把中医顶到墙角，无路可退。当时京城三名医之一的丁子良憋得满脸通红，愤而应战：“三五日内商议妥恰，即可见诸实行。”但最终他还是勇于食言了，毕竟生命最重要。后方的中医大师们拎得清。
前方的中医们没有这样的运气，他们逃无可逃，他们的表现可叹可泣。据中国医生全绍清的统计，在傅家甸抗击鼠疫的工作人员共有2943人，死亡297人，死亡率10.1%。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运送病人的工人，150人死69人，46%；其次就是中医9人死4人，44%；作为对比，西医和医学生49人，仅死2人，4.1%。这些中医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戴口罩，他们不相信鼠疫是由于呼吸道传播的鼠疫杆菌引起的。对这个数据，后来在“奉天国际鼠疫会议”上，英国鼠疫专家细菌学家医学博士皮特里认为，暴露于感染的中医的数字应该远远不止9人，如果全部计算的话，死亡率可能是90%，而不是44%。
在《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记载有外籍医师的调查，河间府某地有2个村庄，因为一个鼠疫病人路过而惨遭灭绝。村里有一名老中医，他为病人望闻问切后即和他的病人一起死去。这样的例子应该是大量存在的，堙没在无数的死亡里。
在奉天，市民一开始对西医主导的政府抗疫措施尤其是“隔离”强烈不满，这特么没有人权嘛。于是，商人们出资出力，成立中医主管的民间鼠疫医院。在这个医院里，医生不戴口罩，更不用杀菌剂，一个个自信满满，拿鼠疫当伤寒或温病玩。不到2个星期，死了160人，包括4名中医。政府不得不关闭了这些中医鼠疫医院。
在长春，一开始市民和中医也是一致不相信鼠疫没治。尽管已有9名中医死亡，更多的中医可能认为那些死的都是庸医，他们一面诋毁防疫处，一面也成立了鼠疫医院。这家医院只运行了7天，就死了2名中医，7名护理人员。《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写道：“这些中医的死亡给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到这种疾病的危险，终于接受了正确的防疫措施。”在长春还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有31位执业中医，17人在鼠疫中“殉职”（54.8%）。他们的死也教育了人民。
据《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记载，在傅家甸一区，执业中医中7人死亡。其中有一位不怕鼠疫的牛人，是当地“医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他也不例外的死于鼠疫。更惨的是，他的尸体被老婆弃于街上。医盲都知道害怕，中医却不怕，这是无知带来的巨大勇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对鼠疫的认识是负数，比不上医盲。
对这些在鼠疫中死亡的中医的评价应该厚道点，他们中虽然有部分贪财败德，大部分仍不乏医者之爱与勇气。他们的死，是中医作为落后医学的必然。他们的死，除了警醒民众，没有留下任何学术的经验和成果。
伍连德和几十人西医在百日内制服史上死亡率最高的瘟疫后，清政府召开了一个国际鼠疫大会。共有11个国家33名医学家参加，这些国家是美、奥匈、法、德、英、意、日、墨、荷、俄、中，集中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传染病、细菌学和鼠疫防控专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鼠疫大会，也是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PK掉大名鼎鼎的日本北里柴三郎（鼠疫杆菌的发现者）任大会主席。大会进行26天，留下了40余万字的会议报告，是近代医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对世界医学屈指可数的贡献之一。中国自家举办的国际会议，我们从会议《报告》里看不到一位中医师的发言。也就是说，那些因抗疫而殉职的中医，他们的死只是病人之死，而不是医生之死；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经验，哪怕“达原饮”这样的方子也没有留下一个；他们的医学贡献不夸张的说，是零。
西医呢？西医在这次鼠疫中的贡献是什么？
西医的贡献在于，他们运用历史并不悠久的有关科学理论（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免疫学、细菌学、病理学等），加上大无畏的勇气和创新，成功控制了这一场史上最可怕的瘟疫，使中华民族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如报告所展示，西医做了大量细菌学实验。仅日本就在满洲解剖了3万只老鼠，证明了老鼠没有感染这次鼠疫，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做了大量的解剖和病理学研究。其中伍连德在到哈尔滨的第三天就做了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例人体解剖。做了很多动物实验和血清学实验。做了卓有成效的流行病学调查，明确了旱獭为传染源。研究了尸体传播、跳蚤传播、动物传播、空气传播等传播方式。详细描述了肺鼠疫的临床特征。使用了疫苗和血清学治疗，并验证了其效用。明确鼠疫的消退不是自然消退，而是源于科学的防疫措施。产生了许多有效的防疫措施如武氏口罩、火车厢隔离、尸体焚烧等，这些防疫措施及其精神在后来的非典中仍然发挥了作用。
中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鼠疫，如汴京鼠疫，以死亡百万的人间惨剧，只有李杲得出结论，说这不是伤寒，是脾胃不足，脾胃不足，要补土，补土。史不绝书的瘟疫中，中医大多数一片空白，少数得出的是如李杲一样拍脑袋的荒谬学说，在其后的抗疫中得不到任何验证；张仲景如是，金元明清无数的温病学家医亦如是。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对付鼠疫杆菌的特效药物，鼠疫比肺炎要好治得多。尽管在传染病法中鼠疫仍然列为一号病，作为最高死亡率的烈性传染病的鼠疫实际已经成为历史。
人类与传染病之间的战争不会结束，旧病原体卷土重来，新病原体层出不穷，而现代医学的进展也是日新月异，尽可做旗鼓相当之应对，在现代医学的护佑下，传染病不再是人类的第一杀手。
而中医，依然喃喃于伤寒温病。每当新疫出现，必附西医诊断之后，不必望闻问切，辨证方案即出，板蓝根、达原饮......万变不离。何自欺欺世之甚也！
中西医第一次大对决过去一百年了，尽管结论如此清晰，也难当刻意的遗忘，和歪曲。但真相就是真相，是不可能永远被完全遮掩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