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在我数十年的大学工作学习经历中与诸多帽子人才不同程度打过交道，其中一些帽子人才成了我终生的好朋友。这些人才帽子无论“尺寸大小”，他们在我心里一律平等。我以科学成果水平与严谨学风及人生态度来衡量帽子人才的质量及其在我心中的地位，以及他们是否属于我向晚辈推介的楷模。诚然，我是在向帽子人才学习和合作科学研究过程中和他们建立起了“革命友谊”。我对一些帽子人才的工作生活状态比较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有的甚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例如中年离世的高山院士是我心中的学术偶像，我们合作科学研究20多年。他37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不久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此后，再接再厉，49岁当选中科院院士（刘庆生，我谈高山院士的科学精神，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16年35卷第3期）。然而，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以及生活不尽如意，导致54岁离世，让他的亲人和朋友倍感悲哀（我与高山院士的交往，今日科苑，2016年第7期）。
社会公众中总有一些人羡慕大学的工作岗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学有寒暑两个假期，加上每周的双休日和节假日，全年估计超过1/4时间假期，着实令人羡慕。毋容置疑，大学的教职员工中确有一部人在享用这些丰厚的“福利”。然而，大学教职员工中总有一部分人，其中以教师居多，尤其是那些帽子人才教师，为了应对各种考核，有人也许为了满足一点虚荣心和成就感，他们因各种缘由无暇享受这些国家赋予大学教职工的法定假期。例如我们学校有的教师通常安排暑假带领学生赴野外科研工作。因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在正常学期一般安排有校内的课程学习。此外，地学类学生的教学实习与生产实习时间有时安排在暑假，这种牺牲师生双方假期的做法似乎形成了管理部门的习惯思维。近日一位知名教授和我聊天，他告诉我，有关学院已经向学校领导提出，这类由校方制定的教学工作应该安排在下学期秋季进行。这样既维护了师生双方假期的合法权益，又爱护了师生双方身体。因为，夏季正值酷暑季节，野外高温环境实习会对师生健康造成威胁，实习效果也大打折扣。
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在职时的工作场景，那时候我也几乎没有假期和周日。由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只能将这些业余时间用在专业学习和工作上。尽管那时候收入也不高，然而，大学环境比较淳朴，师生关系简单，诱惑与功利较少。至今记得1993年7月心脏似乎向我发出预警，为此，我及时调整了工作节奏，降低工作和心里压力，使得身体状况逐渐转危为安。我的“人生观”是：事业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为；我的家庭一定需要一个健康的我。在这个观念指导下，20多年来，心脏和我相安无事。
当下我国的大学环境与当年“安静”的治学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大学围城里的师生员工往往呈现一派“烦躁不安”的景象。在个人利益和管理功利思维驱使下，大学各类人才帽子满天飞。戴上帽子成为一些年轻人奋斗和追求目标。其实当他们中一些人戴上帽子后发现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们的工作压力及内心感受只有自己及家人知道。有的帽子人才虽然兜里有点闲钱也没有时间用于休闲消费，强烈的自尊心、功利心和荣誉感使得他们身陷学术囹圄不能自拔。
有人告诉我一个帽子人才今年暑假的“表现”。这位帽子人才暑假开始依然每天三个单元时间在办公室工作，并建议他的研究生暑假至少拿出一半时间来工作室和他一起为科学梦想奋斗。他需要利用暑假这段相对“安静时间”（没有教学任务和其它事情）与研究生一起准备相关成果论文提交他们领域若干重要学术会议。原来家人希望他暑假拿出一周时间去陪家人去周边一些景点休息散心，年事已高的父母也希望和他们一起享受一点“天伦之乐”。然而，一个接一个的会议论文截止日期和突然而至的事情使得他被迫爽约。
我在“做强自己是你唯一选择”文章中说：“拥有较多科技资源的大多数牛人和学术大腕们也经历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并取得了同行认可的科技成果，才成就了这些牛人们今天的学术地位，有的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我真诚希望，帽子人才们能够“放下包袱”，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将自己的家庭生活过得出彩。正如我的文章“青椒之问”中最后结尾的忠告：“在你连续忘我工作多日时，要想一下，家中还有老小需要你的关怀；尤其当你的身体提出第一次警告时，你要下决心放下。年轻人要知道，父母亲虽然在意你们的事业成就，但在事业和身体两者之间，一定是将儿女们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
2020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