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2020年3月出版的科学史季刊ISIS的一部分内容是“灾难、科学与历史”专题。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Julia F. Irwin女士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Jenny Leigh Smith女士为这期专辑合著了“导言：论灾难”。下面粗粗摘译其中的一点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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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由于几条理由，科学和相关领域的史学家（博主：指科学史家、技术史家、医学史家、环境史家等）处于一种理想的位置，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灾难，想明白这些复杂议题。
首先，当代的多数灾难都是通过科学、技术、医学和环境的视角来阐释的。深受瘟疫、地震和作物歉收之磨难的前人将灾难归因于不祥的行星排列（博主：指“五星连珠”之类的现象）、诸神的愤怒或人的罪愆。然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基于系统观察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至少补充说明了）作为灾难解释机制的星相学、宗教和迷信。我们依靠地震仪、流行病学数据和全球气温的年度纪录之类的技术性人工物来告诉我们灾难何时来袭，或我们何时又将处于新灾难的边缘。可是，数据和统计学学者提醒我们，社会用来对危险和即将来临的灾难进行量化、测度和预测的那些技术既不是那么客观，也没有摆脱政治色彩。当国家和精英人士采用风险评估和灾害建模工具作为政治、经济和人口决策的基础时，不可避免要产生一些社会后果和伤害（有些是有意识的伤害，有些是无意为之）。正如历史表明的，这些负面冲击往往对那些本已最易受损害的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科学史家可以对人们由于过度依赖那些定义着现代和后现代灾害的知识性、概念性框架和预测技术所产生的正面后果和负面后果加以阐明。
其次，许多灾难正是科学、技术、医学和生态干预走偏的后果。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的两年前，Charles Perrow发表了著作Normal Accidents（博主：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将此书译为中文，中文版书名是《高风险技术与“正常”事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该书清晰地论证说，面对日益复杂的技术系统，大规模灾难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的一些创新，诸如绿色革命、全球人口控制运动、核电、化石燃料的扩大使用，等等，都曾被吹嘘为技术进步的表现。可是，上述每一种创新对于承受其负面后果的许多人来说，就成为十足的灾难。科学和相关领域的史学家也可就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道德困境、伦理困境和傲慢困境以及这些困境所触发的灾难进行解释反思。
尽管科学史家处于研究灾难的绝佳位置，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过去和当今的灾难都影响着我们做出历史学成果的能力。在过去，地震、火灾、洪灾和恶劣气候毁掉了很多具有潜在档案价值的东西，以及一些文本记录和物质实体，而历史学家是要靠这些东西来重构历史的。况且，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战争冲突与传染病造成的流离失所，很多人根本就不再制作和保存相关记录，而只顾求生。由于过去的这些灾害事件和人的相应行为（或不作为），如今存在着大量的证据性空白和沉默。近年来使问题更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灾难导致高教机构对历史学之类“不重要”领域的预算支持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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