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到2020年初这段时间，就在北京猫着，自己感觉很幸运，因为没有因为俗事出门在外而不得不接受客居的孤独和冷清，家里又有网络书籍等等相伴，难道以前理想的日子不就是这样嘛。
所以，看看，写写，听听，聊聊，也就过完了这段对于很多人其实相当艰难的日子。
就顺手写了一本灾难文化学的书，如果顺利的话五六月份就能出版；又带着学生们在写一本应急管理的学术类书，看了三五十部电影，以及二三十本书。过程中有些想法，这里用语录体表达一下吧。
一，关于首先的感谢
中世纪的鼠疫带来的首先是科学的复兴，当然，也有文艺的复兴，但是，前者如空气其实更重要，后者倒如彩虹了，绚丽美观，不过重要性不如科学。
这次我们也愈发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和魔力，瞬间就分离出了病毒，尽管今天我们对于病毒病无立刻的解决办法，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人类的敌人此时是谁？！这个进步对于中国，格外不容易。
看着大家感谢不知所谓的很多东西，我有点郁闷。兄弟姐妹们，科学技术，这才是这次我们最能依赖的，也是第一要感谢的。
不管是医生还是检测人员，他们能够成功，更多也是依赖于这个。
否则，大家可以去看看中世纪带着鸟喙的医生，还加了各种香囊在前面以阻挡病毒，但是并无效果。医生护士的心自古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了科技能力的现在的医护，更加有能力。
二、首先该憎恨什么？
当然，病毒是要我们首先去憎恨的。
病毒来自于哪里？现在还没有找到痕迹和路径。但是我们可以找得到一些端倪，那就是人类自身的贪婪。
我们驯化了那么多适合食用的动物，还不够，还要去吃稀罕新鲜的野生动物，而如蝙蝠一般的野生动物也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比如身上携带的那多种稀奇古怪的病毒细菌，都是它们的盾牌。而我们人类，其实不知道，或者不认为那概率会最终落在自己身上。
但是，正如那个比喻所言，在那些天天闯红灯的岁月里，前二十年司机都刹住了车，这一次，没踩住。
而病毒，都是些简单的二傻子，它们杀死了宿主，自己也就消失了。但是，某种意义上，动物身上的这些病毒，本来不就是些随时牺牲自我保护原初宿主的无脑保镖吗？！
三、嘲笑别人是大家的共同能力
911的时候，一堆国人在幸灾乐祸。
其实，当我们认为敌对的对象在倒霉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欢乐地旁观。也不管其实是人类共同的野蛮敌人在攻击文明社会，而我们也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
此时的我们，和野蛮人并无二致。
转过头来，2003年的中国，正饱受SARS的侵扰，而发现病毒的，是境外的学者。
不过那次灾害对于其他国家影响不大，也就慢慢过去了。
2020年，我们终于有机会嘲笑别国了。在我们嘲笑的时候，其实自家国内死亡的人数比别国多太多了。
好在有大量的有良知的国人在不断呼吁，我们不能这样，别国不值得笑话。再这么笑话下去，我们自己就成需要被全世界笑话的国家了。
所以，国外的确诊死亡人数超过中国之后，这样的笑话别人不会抄作业的野蛮人行径慢慢少了。
我们希望以后没有这样的嘲笑和讥讽，尤其是自己一身湿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下别人也会嘲笑我们，给病毒起我们国家或者城市的名字，嘲笑太简单，谁都会。但是谁一开始嘲笑，自己已然顿成笑料。
四、如果要牺牲，先牺牲谁？
鲁迅看历史看出了吃人，是啊，史书上不时就能蹦出一些易子而食的短语。
我曾经疑惑过，是否欧洲，这个被认为是近代文明的曙光初现地的大洲，也曾经易子而食。
后来我还真看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的是，老年人会选择离开，把活的希望留给年轻人。
这一次，意大利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当医疗资源不敷使用的时候，老年人先放弃。其实我在电影《感染列岛》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当呼吸机不够用的时候，选择先让最有希望活下来的人使用。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意大利的死亡案例以老年人居多。
最初，我们有这样的结论：得这个病的人老年人或有基础病的那一部分更危险，不知道那是在同等医疗资源的前提下的客观结论，还是存在资源紧张时也有类似的匹配。
五、尊重专家，尊重知识，要胜于尊重权力
权力在资源的配置上起的作用一直都是巨大的、决定性的，所以国人大多拜服权力。要和权力建立“关系”，没关系就举步难行。
后来就有了金钱和权力的结盟，金钱可以换取一些权力的让渡，权力也可以因此得到一些报酬。
但是，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这样交换的。比如老师讲授的知识和精神力量，医生护士们拥有的救死扶伤的能力，即便存在市场化的内容，如私立学校，但是基础性的内容还是需要国家给每个人都提供的，哪怕被服务的对象是懒人、是烂人。
也所以，最值得尊重的就是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且这些人因为所引导的是人类的健康和精神，就不能太过拮据，没有社会地位。
专家要有自由发表看法的机会，知识或事实要有被说出去的平台，如果官方的平台不能，必然转向民间。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制度允许下，专家知识和观点的充分表达，这样一定才会是平和的表达。
六、危机感和灾难观
看了那么多部传染病系列的电影，没有中国的。
也不是没有中国的，有一部《大明劫》，但那是久远之前明代的。
当然，有电视剧，关于伍连德，《浴火危城》，也是1910年左近的旧事了，我们其实从来都不具备危机意识。
再看美欧日韩，都是传染病方面的名作流传，老的有《卡桑德拉大桥》，近的有《流感》、《极度恐慌》、《感染列岛》。
他们出现过这类的传染病吗？其实并没有，有也是几十年前的了，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再之后就难得再有那么厉害的，多是些死亡率在千分之一或几的季节性流感。
但是，危机意识要有展示，随时都要准备好未来可能出事、出大事。
这些要在文学、艺术形式里表达，要由灾难文化学、人类学的思考。
也许有一点，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灾难（自然+人为）太多的国家，现在看来远远不够。像封城，我们只有攻城时的被封城，难得有自己主动自愿的封城，恰好，加缪就有《鼠疫》这样的小说。小说并不好，但是“有“！
我听说管着拍电影的机构准备在事件结束后组织拍电影，但是我害怕的就是一堆让人落泪的场面，以及领导如何决断、医护如何舍身、百姓如何配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个不叫危机观，那个就吹牛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