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之前，李建民先生造访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的描述[李建民. 中国医学史における核心问题. 内经（日本），2003，151：16-36]，总让人难以释怀。那是2002年夏天，他带着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而去：为何中医教育过程必须阅读古典？当时，他把这个问题就教该校某教授。对方反问：“谁说中医一定要念古典？读这本教科书已经够了。”然后递过印会河的《中医基础理论》来。然而，当他把相同问题请教另一位教授时，回答是：经典教育当然是中医的根本；现代人所编的教材质量越来越差，不值一读。接着，这位教授送给他几篇近年“救救中医吧”的论战文章。
李先生说：“这些论战的内容相当具有震撼力。报导中引用大陆代表性的老中医、研究者，对中医的现况、教育方式做了极为激烈的攻击。这些文章如‘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病入膏肓的中医，病根在哪里？’、‘中医还有药可医吗？’。从这些标题来看，不难想见中医的危机感；相对过去中医来自政治力的压制，这一波批评来自中医内部本身。而论战最后提出自救的政策之一竟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身在中医界，自知有很多问题是一时半会说不清楚的。但“中医为什么一定要读经典？”这似乎可以说清楚，姑且作为回答“李建民之问”吧。
实际上，“李建民之问”涉及中医药重大问题——如何提高中医药疗效？“老中医经验传承”一直是中医药“守正创新”的重要环节，虽然各位老中医的经验言人人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多读书，勤临证”。其逻辑链如下：所谓“多读书”就是读经典，不光是“读”，而且要“背”，还要“悟”，以至于出神入化，随证拈来；所谓“勤临证”就是熟能生巧，练“庖丁解牛”之功。从而丝丝入扣，效若桴鼓。
中医传承，莫过于此。但李先生的疑惑来自于何？我推测，作为研究历史的人，他脑子里记住的总是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事件和人物，或者说，那些人物总是因为“创新”才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踪迹。西方医学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医学也是如此，历史都是创造者书写的。对于“经典”而言，它既是创造者留下的奇迹，也是业医者膜拜的“衣食父母”。在医学史里，“经典”总是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闪光的灯塔（对芸芸众生而言），又是前行的“羁绊”（对创新者而言）。因此，在《最伟大的医生》（近些年翻译出版了好几本类似书籍）面前，经典往往是旧事物的代表，伟大医生需要突破的就是“经典理论”。因为一味守成，没有突破，哪来的“最伟大的医生”？
这看起来有些矛盾，实际上是辩证的统一。历史上，伟大的医生能有多少？而普通医生却是千千万万。他们之间的区别点，在于“创新”还是“传承”，二者泾渭分明，却能琴瑟和鸣，共同维系医学事业的应用和发展。医学是应用学科，是广泛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因此数量庞大的医生并非人人都需要参与创新。创新是极少数著名医学家的事情，他们与绝大多数应用型的医生，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尽管科学创新不排除偶然因素，但创新者往往能够针对医学的薄弱环节，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而广大医务工作者就是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以提高其临床技能，以应对人民大众的保健需求。
但到了现代，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EBM）的出现，对医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实际上是现代版“提高疗效”的法则（略等于“多读书，勤临证”，但其主旨廻异），包括三个环节：一是最佳证据的产生，二是最佳证据的评价，三是最佳证据的应用。记得参加“传染病重大专项”之时，填报任务书栏内总有“提高有效率百分比、减少死亡率百分比”的硬指标。这是关键的，也是创新的，因为新疗法如果不比传统疗法进步，国家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一旦新疗法的进步获得确认，下一步就是推广应用。只可惜，基本情况是投入大，产出低，可能问题还是出在项目评审的前期工作上。
对比古今版的“提高疗效”的法则，前者重点在于“多读书”，体现的是应用特点，相当于现代的掌握“指南”；后者重点在于“最佳证据的产生”，强调的是创新特点，相当于古版的编写“指南”。这也可能是“中西医学”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因为前者向古代看齐，后者向未来看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