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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李建民之问”

近20年之前,李建民先生造访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的描述[李建民. 中国医学史における核心问题. 内经(日本),2003,151:16-36],总让人难以释怀。那是2002年夏天,他带着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而去:为何中医教育过程必须阅读古典?当时,他把这个问题就教该校某教授。对方反问:“谁说中医一定要念古典?读这本教科书已经够了。”然后递过印会河的《中医基础理论》来。然而,当他把相同问题请教另一位教授时,回答是:经典教育当然是中医的根本;现代人所编的教材质量越来越差,不值一读。接着,这位教授送给他几篇近年“救救中医吧”的论战文章。

李先生说:“这些论战的内容相当具有震撼力。报导中引用大陆代表性的老中医、研究者,对中医的现况、教育方式做了极为激烈的攻击。这些文章如‘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病入膏肓的中医,病根在哪里?’、‘中医还有药可医吗?’。从这些标题来看,不难想见中医的危机感;相对过去中医来自政治力的压制,这一波批评来自中医内部本身。而论战最后提出自救的政策之一竟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身在中医界,自知有很多问题是一时半会说不清楚的。但“中医为什么一定要读经典?”这似乎可以说清楚,姑且作为回答“李建民之问”吧。

实际上,“李建民之问”涉及中医药重大问题——如何提高中医药疗效?“老中医经验传承”一直是中医药“守正创新”的重要环节,虽然各位老中医的经验言人人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多读书,勤临证”。其逻辑链如下:所谓“多读书”就是读经典,不光是“读”,而且要“背”,还要“悟”,以至于出神入化,随证拈来;所谓“勤临证”就是熟能生巧,练“庖丁解牛”之功。从而丝丝入扣,效若桴鼓。

中医传承,莫过于此。但李先生的疑惑来自于何?我推测,作为研究历史的人,他脑子里记住的总是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事件和人物,或者说,那些人物总是因为“创新”才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踪迹。西方医学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医学也是如此,历史都是创造者书写的。对于“经典”而言,它既是创造者留下的奇迹,也是业医者膜拜的“衣食父母”。在医学史里,“经典”总是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闪光的灯塔(对芸芸众生而言),又是前行的“羁绊”(对创新者而言)。因此,在《最伟大的医生》(近些年翻译出版了好几本类似书籍)面前,经典往往是旧事物的代表,伟大医生需要突破的就是“经典理论”。因为一味守成,没有突破,哪来的“最伟大的医生”?

这看起来有些矛盾,实际上是辩证的统一。历史上,伟大的医生能有多少?而普通医生却是千千万万。他们之间的区别点,在于“创新”还是“传承”,二者泾渭分明,却能琴瑟和鸣,共同维系医学事业的应用和发展。医学是应用学科,是广泛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因此数量庞大的医生并非人人都需要参与创新。创新是极少数著名医学家的事情,他们与绝大多数应用型的医生,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尽管科学创新不排除偶然因素,但创新者往往能够针对医学的薄弱环节,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而广大医务工作者就是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以提高其临床技能,以应对人民大众的保健需求。

但到了现代,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EBM)的出现,对医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实际上是现代版“提高疗效”的法则(略等于“多读书,勤临证”,但其主旨廻异),包括三个环节:一是最佳证据的产生,二是最佳证据的评价,三是最佳证据的应用。记得参加“传染病重大专项”之时,填报任务书栏内总有“提高有效率百分比、减少死亡率百分比”的硬指标。这是关键的,也是创新的,因为新疗法如果不比传统疗法进步,国家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一旦新疗法的进步获得确认,下一步就是推广应用。只可惜,基本情况是投入大,产出低,可能问题还是出在项目评审的前期工作上。

对比古今版的“提高疗效”的法则,前者重点在于“多读书”,体现的是应用特点,相当于现代的掌握“指南”;后者重点在于“最佳证据的产生”,强调的是创新特点,相当于古版的编写“指南”。这也可能是“中西医学”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因为前者向古代看齐,后者向未来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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