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2020年10月5日，美国The New Atlantis 季刊的主编们发表文章，对其“A More Political Science”（更加讲政治的科学）项目作了说明，下面简介此文的观点。
多年来，我们一直听到要警觉“科学之政治化”的呼声。我们也听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公众是“反科学”的。
这其实是将科学看成一个庞大僵化的体系，它就我们该采取何种行动给出统一的结论。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科学观认为，记者和知识分子的角色便是成为将科学结论传递给公众的渠道，公众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紧张关系：公众被视作科学知识的受益人，但也日益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科学和政治之间的纷争越来越像医生和不听话的患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我们陷入了机能失调的状态。我们一再听到需要更加尊重科技专家的呼声，但我们也看到对专家的更多蔑视。公众面临着难办的抉择：要么服从技术官僚的领导，要么给整个专家阶级投不信任票。
The New Atlantis的办刊宗旨之一是恢复科学与政治间的平衡关系，也就是要承认每一方加诸对方的限制。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冲突争端，无法为我们选择优先事项，不能告诉我们哪些善是最高级别的善，不能帮我们决定在面临困难的权衡时应以哪些考量为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属于哲学、艺术和信仰的范畴；关于如何将哲学、艺术和信仰考量应用于政策和法律之决策则属于政治的范畴。但是，科学也会与政治发生摩擦，科学提出一些有待辩论的新问题和新的技术选择，就“什么是可行的”设定了限制。
然而，科学与政治间的适当关系不仅仅是互相设限。科学发现不仅是帮助我们实现政治优先事项的工具，它们还影响着优先事项的确定。比如，气候科学家对消费主义的看法会受其科研结论的影响，这不足为怪。
反过来，政治也会在“什么信息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影响科学决策。比如，在癌症研究上多投入经费呢，还是在潜在传染病病毒株系研究上多投钱？
类似地，本刊力图表明，“转基因食物是否安全”之类的问题既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也不单纯是就非人格化的事实进行玄而又玄的价值判断决策的问题。毋宁说，该问题是科学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的混合体，经验性发现一方和个人对生命本质、农业及人的看法之另一方以丰富、复杂的方式发生着相互影响。
可惜，经常发生的是，一些意义攸关的深刻问题消解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事实性和程序性琐碎细节中。政治家们并不把公众对于新技术的道德影响和文化影响的关切当回事，他们把技术治理交给行政机构的官僚，而记者只是在宣传狭窄圈子内的一批学者和专家的观点。
我们认为，政治家在与科学家打交道时需要更加谦卑，但我们也想弄明白，科学和政治双方可以怎样更有成效地相互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向往的不是少讲政治的科学，而是更讲政治的科学，这种更讲政治的科学应认识到，科学是受价值观的导引的，从而使我们能围绕价值观进行更明智的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