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2-2003年的非典（非典型性肺炎）疫情结束的时候，可能没有很多人认为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会发生由相似疫原造成的第二次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但是17年后的今天，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还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信已经有人意识到了，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下一次疫情在2035-2050年发生的话，我们希望全社会的应对和现在有怎样不同的模式和过程？
就像传统安全的战场上依靠各种预警去感知战场态势一样，对于早期疑似症状的病原的快速、准确的判断是着手应对的依据和基础，如果没有快速、精准的鉴定和判断，大概率是可能低估疫情严重性的，毕竟，谁也不愿意正常的生活轻易被干扰。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低估或高估，必要的准备之一，可能是建立疫原数据库。通过动物分类学、生物信息学、微生物学、医学的有效合作，建立较为完备的中国本地野生动物（病原的原始宿主）的疫原数据库，那么或许疫情再发生的时候，对于原始宿主的判断不再会出现太大的争议。如果对于疫原的多样性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那么未来在疫病的命名方面可能也会更准确，而不只是经验性地描述为“非典型”或“新”。
数据库可以为疫原的准确鉴定提供保障，而如果要有更加快速的早期甄别、让早期防疫带有“人民战争”的效果，可能还需要让“分子鉴定”这件事平民化、需要手持测序鉴定终端。有趣的是，人类对于这样一个设备的设想最早也是出现在2003年前后，也就是DNA条形码技术刚被提议的时期。17年过去了，高通量测序技术和进化生物信息学在这17年间有了很大进步，而未来15年，测序技术、进化生物学、生物信息学、无线通讯技术会进一步发展、融合。愿这一次的疫情挑战在半年之内被有效应对，愿这一次的挑战可以带出相关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协调发展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