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2020年10月18日，我参加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杂志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首届科技重大风险治理与人类安全论坛”。我在会上的发言所涉内容不是研究成果，而只是一篇文献阅读报告。下面与大家分享我的发言提纲。
武夷山
Existential catastrophe（存在主义灾难）和existential risk（存在主义风险）是国际人文社科界近年来很热衷的话题。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关注这样的讨论。
牛津大学哲学系的Nick Bostrom（1973年出生于瑞典）于2002年就提出了存在主义风险的概念。2013年他在Global Policy（Vol 4, Issue 1 (2013): 15-31）发表文章 Existential Risk Prevention as Global Priority（防范存在主义风险是全球优先事项）。事实上，作者2012年就在网上贴出了这篇文章的全文。。
他在此文中更新了他对“存在主义风险”的定义：
存在主义风险是这样一种风险，它导致源于地球的智慧生命之提前灭绝，或是导致人类所向往的未来发展之潜力的永久且剧烈的毁灭。
存在主义风险的级别划分为四级，是与广义的技术成熟度联系起来加以定义的。
——人类灭绝：人类在达致技术成熟之前就提前灭绝。
——永久停滞：人类生存下来了，但永远达不到技术成熟。
——有缺陷的实现：人类达到了技术成熟，但实现路径是有缺陷的且不可弥补的。
——后续毁灭：人类达到了技术成熟，带来了美好的未来前景，但后续发展导致这些前景的永久毁灭。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Toby Ord （1979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在 2020年3月出版的The Precipice：Existential Risk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悬崖：存在主义风险和人类未来）一书中给出的存在主义灾难的定义如下：
Ord在此书中写道，如果人类的潜能大大超过文明的现存状态，那么，锁定在现存状态中的事物就可以视为存在主义灾难。例如，如果我们决绝地放弃未来的技术进步，那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灾难。
存在主义灾难和存在主义风险的关系：存在主义风险就是发生存在主义灾难的风险。
存在主义风险不等于全球灾害风险。
世界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在2013年发表的Nuclear War and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一书中指出，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面临两大威胁：核战争与环境灾难。这二者都与科技相关。
有些灾难的产生与科技无关，如小行星撞击地球。
--——人工智能失控（如1976年问世的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所反映的机器人暴动的情景）；
——生物工程制造的病原体导致的全球流行病；
——核战争及后续的核冬天。
不过，存在主义灾难不一定都是“事件”。一些缓变的现象也可能属于存在主义灾难，如全球变暖。
当代社会的灾难形态越来越多。2019年2月，Roger McNamee（1956年出生）发表著作，Zucked: Waking Up to the Facebook Catastrophe（被扎克了：警觉Facebook灾难），讨论巨型公司拥有大数据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性风险。作者是扎克伯格当年的创业导师，也是Facebook的投资人。现在，他意识到巨型公司垄断数据有多么可怕，开始发出警世呼唤。
有人认为，科技造成的问题还得靠科技解决。仅举一例，有人提出stratospheric aerosol injection (SAI，向平流层注入气溶胶）的措施来降低全球气温，抵御全球变暖的趋势。但美国的全球灾难风险研究所的Seth D. Baum（他也是该所的联合创办人之一）等三位学者指出（https://sethbaum.com/ac/2013_DoubleCatastrophe.pdf），由于核战争、全球传染病或其他全球灾难，人们无法持续地开展SAI。由于SAI的间歇性，降低了的气温会迅速反弹，而气温的大起大落比气温缓慢增加更加可怕。于是，人类反而承受了双重灾难——导致SAI无法持续进行的那些灾难；SAI间歇性导致全球气温迅速反弹的灾难。他们强调，综合性、系统性的全球灾难风险分析是至关重要的。
显然，想避免存在主义灾难，只靠科技是不够的，需要多管齐下。这里我只介绍国外学者提出的一种激进思路：degrowth（去增长）。
有人认为，去增长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其实， décroissance（法文的“去增长”）这个词是法国哲学家André Gorz（1923-2007）于1972年提出的。
无独有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 E. 鲍尔丁（1910-1993）1973年在美国国会《能源重组法》听证会上发言时说：“谁若相信在物理有限的地球上有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能够无限增长，那么此人不是疯子就是经济学家”。他的思路与degrowth是相通的。
décroissance 概念问世30年后的2002年，法国杂志Silence出版了一期“去增长”专辑，引起极大反响。该期杂志加印了两次，共售出5000册。随后，在法国里昂成立了“可持续去增长经济社会研究所”。2003年，该所组织召开了去增长研讨会，如今十分著名的去增长研究学者中有好几位都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2008年，在巴黎召开了首届“面向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平等的去增长国际会议”，会议采用了degrowth这个英语新词，从此这个新概念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引发了热烈讨论和激烈辩论。
可持续的去增长指的是削减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以增加人类福祉，改善地球上的生态状况和平等状况。
2012年12月号的《生态经济学》杂志发表了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Giorgos Kallisa等人的文章 “零增长经济学”（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1800912003333）。 文章认为：经济零增长对于生态是有益的，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是在什么条件下，经济零增长才是社会可持续的呢？不增长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那时的公共支出和公共债务是什么情况？零增长经济中如何组织生产？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才能发生如此重大的变革？传统经济理论忽视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2015年，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女学者Maria Rita Guercio 为2015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起草了“可持续发展与经济零增长”宣言。
2019年，伦敦大学的经济人类学家 Jason Hickel发表文章，Degrowth: a theory of radical abundance （零增长：关于全新的富足理念之理论）。原文见http://www.paecon.net/PAEReview/issue87/Hickel87.pdf。
2020年6月，Brave New Europe（美丽新欧洲）网站发表伦敦大学学院战略、韧性与安全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Steve Keen 的文章， The Macroeconomics of Degrowth: Can Planned Economic Contraction be Stable?（零增长之宏观经济学：有计划的经济收缩可以是稳定的吗？）原文见https://braveneweurope.com/steve-keen-the-macroeconomics-of-degrowth-can-planned-economic-contraction-be-stable。
五、零增长与科技有什么关系？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清洁生产杂志）2018年10月号发表了捷克马萨力克大学环境学系的Christian Kerschner（他一直是去增长运动的积极分子）与一位奥地利学者和两位德国学者合著的文章，Degrowth and Technology: Towards feasible, viable, appropriate and convivial imaginaries（零增长与技术：走向可行的、有活力的、合适的和欢乐的想象）。本期杂志是“零增长与技术”专辑。
本文认为，未来对“零增长与技术”二者关系的研究日程可以分为四个侧面：（1）理论与概念进路；（2）关于创新性的社会技术安排的案例研究；（3）根据可行性、生命力、适用性和欢乐性四个维度来评价技术；（4）治理进路。本文还提出了“零增长技术”和“零增长社会”的概念。
本博认为，这类讨论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当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时，其实指的是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而只要追求经济增长，哪怕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人类可持续发展前景恐怕就不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