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学生，教：教师，李：李晓榕
李：国内的评估体系太强调客观化量化的“科学”评估，往往只关注科研到款多少、发表了几篇论文、获得了几个奖等客观量化的指标。领导多半或缺乏担当或能力不够或自私偷懒，只简单地按这些指标来评判优劣。因此，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优化这些指标，从而偏离、干扰、阻碍了真正重要的工作——高水平科研。在深具科研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评估并不片面追求科学化、客观化、量化，而主要靠同行评议，兼顾质和量，主观和客观的平衡协调，因而更难被人为优化。这可是西方几百年实践摸索的结晶啊，为什么这么不屑于借鉴呢？我知道，一般都强调国情有别：不客观化量化，领导或评估人员就会被人情和贿赂等手段攻破。对此，我觉得至少有两大对策：一是严惩泄密者和攻关者，这在令人痛心的国内现实下较难有效实施。二是保证评估结果依赖于众人（比如近一百个人）意见的输入，没有任何人能严重影响（遑论左右）评估结果，使得攻关难以奏效。当然，这要求大修评估体系并大量减少评估，后面我会举例。
教：用指标的方式进行管理，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习惯。不独在科教领域，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莫不如此。大跃进最为典型。至今各级领导似乎并没有认为按指标进行管理有什么不好。搞什么都有指标，比如多少人写了学习心得，等等，而不关心真正的效果和代价，浪费了大量人力。我认为，这是总根源：仍旧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习惯和手段，即“指标当道”来指导21世纪的所有工作。
李：是啊，领导大多依靠简单的“抓手”，即只看少数几个指标，把具有诸多方面、需要全身心投入才可能做好的领导工作过度简单化。这样既可避免多事出漏子丢了乌纱帽，又可偷懒不用担当，也源于计划经济的管理“传统”所遗留的思维定势，还可掩饰自己缺乏领导才能。结果是，这些“抓手”在下层或者被使劲优化或者成为流于形式的表面光而已。
科研评估体系的大修：③鼓励扬长避短、因地因人制宜的政策
一项或一套评价指标，即便对于一个大单位（比如一所大学）是合理的，直接用于对其下属单位或个人的评估，大都变得不合理。比如，文章的人均影响因子（即各文章的影响因子的总和除以总人数），在未被人为优化前，对于衡量一所大学的学术贡献，大有价值。但若用于评价小单位甚至个人的学术水平，其价值大打折扣，甚至可能误导，更不用说被人为优化后大有弊端。各级领导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不把上级对大单位“合理”的指标盲目移用于下属单位或个人，在尊重科研规律、激发干劲、提高效率的同时，更要在政策上和氛围上积极鼓励下属单位和个人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比如，学校对各学院的评价指标不该一刀切或大同小异，而应有针对性，学院对各系所和个人的评估更该因地因人制宜，鼓励扬长避短。能多大程度地激发下属扬长避短，直接体现了领导水平。此外，各层的评估都有“贪大求全”的通病，评估往往是按面面俱到的分数分布打分。结果是，在某个或某些主要方面突出的单位或个人，与面面俱到、没有突出之处的相比，要吃大亏。而且，规模大的单位往往有优势。
教：不搞一刀切，道理完全对。但我们历来强调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因此，领导会认为不搞一刀切就是反对统一领导，就是缺乏权威意识。所以在实践中，绝难有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做法。各级领导为了保住自己，即使知道因地制宜的措施好，也不敢用。
李：科研评估体系旨在有效地评价科研成绩和水平，这与统一思想没多大关系。只有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才能扬长避短，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恐怕只有懒惰无能、私心太重或另有隐情的领导，才不这么做。我知道，要因地制宜在国内当前的环境下是很难，但一个好领导至少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
教：李老师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各级领导肯定还是会简单地移植上层的评价指标，用来制定评价下层的指标，并要求下属都来优化这些指标，这恐怕很难避免吧？
李：这当然是个严重问题，但要对付，还是有办法的。举例来说，可以在评估一个单位时审查其内部政策，搞清其内部评价指标体系，判断是否有过度优化上层指标的。比如，如果其政策把影响因子与学生的毕业要求、教师升职加薪和业绩的指标相连，或者《自然》、《科学》等刊物的作者会得到出格的大奖励或支持，那么在相关方面的表现，就该打大折扣。因为极其片面的奖惩政策，都有其他方面的大代价，应当受惩。更有甚者，一旦发现它的评价指标在短期内有很大提升，那么恐怕就要考查其有意优化评价指标的政策和行为，过分者应予惩戒。
教：照您这么说，按指标来评估，结果好的单位反而可能受罚？这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恐怕行不通吧。
李：依我之见，上层应该严惩下层有意优化评价指标的过分行为（比如撤职查办），因为这是各种评价体系在国内造成种种严重弊端的根源1。此风不止，要想靠评价指标来评估2，就得想出不怕被有意优化而又公平合理可靠的指标，可惜不存在这样一套客观量化指标。所以，判断是否（大面积高强度）有意优化，至关重要。其实这并不太难。新一套的指标，下层往往是事后或事到临头才知道，而老一套的指标早就清楚，可以优化。所以，如果按老指标有迅速提升，不妨视为“嫌疑犯”。
教：既然有新指标和老指标，各校的报告就都会尽量优化新指标、劣化老指标，这样才能凸显我校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了多么大的提升，何况还能避免“有意优化”的嫌疑。只有傻子才会优化老指标，授人以柄。
李：这有办法对付，比如可以只提供新老指标的总合，要求各校的评估报告按此提供材料和数据，评审团自己再根据新旧两套指标来评审。可以提供一些未必会真被用上的“虚假”新指标，以迷惑想要优化者。各校并不知道哪些指标最终会被用上。
教：但是，评审人员会泄密啊，特别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学校啊。要知道，在国内的高校圈里，没有秘密可以保守。
李：难道中国就没有国家秘密可保？能否保守秘密，关键取决于重视程度和决心。如果国家确实想要保守某个秘密，下了决心，就能保住。而且，不妨先定下一个评价指标相对较大的集合（包括上次评估所用的全部指标），在各校都按此上报了评估报告之后，才确定或者才让评审团知道真正的指标。这些操作层面上的具体措施都是我临时想到的，如果群策群力，认真思考，肯定能想出更好得多的办法。
“天平”式评估还有助于遏制如下不正之风：很多科研人员想当官，因为这种行政科研“双肩挑”的要人掌握着大量资源，职位越高，资源越多，越能在当前的评估体系中胜出。这种所谓“业绩”不仅不反映真实情况、无助于科研，反而大有恶劣影响，助长“官迷”意识，误导腐蚀科研队伍。采用“天平”式评估，一心科研之人与“双肩挑”之人至少可有一拼：后者未必有优势，说不定还有劣势，因为他们长于搞资源和关系，而非出成果。而按现行评估体系，高下立判，难以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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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美国，虽然也有领导想优化评价指标，但这往往为教授所不齿，因而难以形成风气。
2. 不过，我认为真正好的评估不能只靠科学化、客观化、量化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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