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编译自：K , Anthony. (2016) Exhibition A: scientist at work. EMBO Reports Vol 17.No4, 486-491
科教场馆建设新思维
——促进公众和科学家直接对话
Anthony King
科技场馆展教理念在不断演化
十九世纪，世界开始逐步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工业技术及产品为主的展览在欧洲和北美变得流行起来，现代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就发端于此。1851年，英国为了举办伦敦万国博览会，特别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钢铁和玻璃建筑物——“水晶宫”，由此开启了类似展览的先河。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促使无数充满好奇心的观众汇集到了新落成的埃菲尔铁塔旁。随后在1896年，柏林工业博览会最吸引人的是一架在展览开幕前一个月才建造完成的望远镜，它后来被安置到现在的阿恒霍德天文台。尽管伦敦的水晶宫是临时建筑，但是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很多展品对公众充满吸引力，后来把它们集中起来展览，为伦敦科学博物馆在1928年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与此相似，伦敦、巴黎、慕尼黑、纽约，以及其他各地的科学博物馆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对现代科学充满好奇心的观众。
仅仅将展品的陈列展览，对于科技类博物馆显然是不够的，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些科学中心和博物馆开始试图将直观的科学实验和现象展示出来。随着社会环境发展，尤其是1957年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触发美苏太空竞赛，刺激了科技发展，科学中心和博物馆也开始更努力地吸引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来促进科技教育和普及。从那个时代起，“互动模式”就开始成为科技馆里最受重视也最流行的展教方式。大家可能觉得，哪怕按一个按钮，然后展品产生一点什么反应，也比仅仅傻乎乎站着看强一些。 “互动”这个观念现在依然牢牢地占据在很多科技场馆设计人员的思想中。
过去二十多年，科学传播界有一种流行的理念叫做“大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Science，PUS）”，但不管如何，这还是以单向传播科技知识为主，依然体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最终表明对整体科学素质提升帮助不大，颇受诟病。科学传播专家Brian Trench对此发表看法：“对大众来说，关于科学最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和理论，而是了解科学家在做什么——他们五十年前做了什么，今天在做什么，二十年后可能会做什么。” 现在很多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仅仅告诉人们很多已经取得的伟大科技成就，但是在过去的科学历程中，更多充满的是失败和错误，知道这些背后的故事对深入认识科学才更有帮助。尤其是如果要加深关于科学方法、思想和精神的理解，就需要对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有更多的了解。
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方式，是亲身参与到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具有前瞻意识的科技馆都在与时俱进地进行重整以促进它们更好的和大众交流，研究如何在场馆内设置一个场所，为科学家和公众提供一个理想的双向交流的环境和平台，让参观者切身融入科学讨论和发现的过程中，从而感受真实的科学工作是如何开展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系教授Bruce Lewenstein说：“像加州探索博物馆和安大略科学中心这种一贯强化互动展教方式的领袖型科技场馆，已经开始向公众参与型的模式转变。”
图片：参观者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能观看其中达尔文中心的科学家工作情况
美国旧金山的探索博物馆是第一家将真实且可参观的科学实验室复制到场馆内的科技馆，那里有真正的科学家在实验台前工作，并且参观者有机会和他们交流。除了比较固定的科研人员，科技馆还会邀请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到工作中来，这些科研人员会花一定的时间和公众进行讨论沟通，不仅仅解答已知的科学问题，还向观众讲述科学家们的未知领域，其中还会涉及一些诸如系统生物学、基因编辑等容易产生社会和伦理问题的科学议题。旧金山探索博物馆的执行理事Dennis Bartels解释说：“就科普来说，扩大开放总比让科学家躲在貌似机密的实验室里默默进行研究好多了，我们所要打破的就是科学的神秘感。科学内容不会总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发展，人类会不断更新对自然界的认识。有时候我们确实对很多事情没有真地搞明白，例如，喝咖啡到底有没有好处？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其实现在并没有确定的结论。” 诸如此类，科技场馆需要面对更多社会关注的科学议题，例如：气候变化，基因编辑作物，合成生物学等等这种充满重大社会意涵的争论性课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能吸引很多成年人走进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
图片：德国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的DNA参观者实验室“漂浮”在展览区上方
科教场馆最重要的功能是让更多人明白追求自然真理的过程是充满曲折的。为此，很多科教场馆现在也开始像旧金山探索博物馆一样，让参观者近距离观看科学家工作，乃至创造机会让观众体验科学家的真实工作状态，由此亲身感受探寻未知科学世界的正确方式。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者就能在它的达尔文中心观察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的状况。德国德意志博物馆也在场馆展区设置了一个装备齐全的实验室，里面有来自本地不同大学的两位博士和两位硕士研究生，他们会指导参观者进行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德意志博物馆建成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后，还建设了化学和技术科学实验室。荷兰NEMO科学中心也开辟了专门楼层，公众在那里可以参与一些科学项目。
图片：德国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的DNA参观者实验室内部
公众参与对多方面都是有利的
根据研究，对于成年人来说，在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辩论有争议的科学话题，更令他们放心大胆。大众对于博物馆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媒体和政治场合，甚至可能超过科研机构本身。在参与科学事务的不同利益相关方中，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起到了非常好的平衡作用。欧洲罕见病协会就通过科技场馆来调研公众对政策的看法，并把结果提交给欧洲委员会参考。
当然，欧洲人通过博物馆不仅仅希望只进行政策咨询，更理想的状况是，促使大众主动走进博物馆和科学中心，然后说自己有一个环境问题，或者说有一些问题不明白，希望科技馆能帮忙解释一下。科教场馆必须帮助政府做更多的市民服务工作，让大众也参与展览设计，而不是仅仅让观众作为博物馆的消费者或者评论者，仅仅依靠科教场馆单方面策划展览，而缺少其他类型的参与者是会产生很多问题的。
双向交流是设计展览的原则
多年来，旧金山探索博物馆就以双向交流的先锋性原则进行展览展示设计。旧金山探索博物馆的执行理事Dennis Bartels说：“探索博物馆的建设目标不再是以颂扬科学伟大成就为唯一目的，而是将科学、艺术，以及人类的感受结合起来，让大众更深刻认知周围的世界，更好地自我反省，从而构建自己知识体系和自然观。” 旧金山本地的成年观众只要花15美元买张票就可以参加一场周二探索博物馆的晚间活动——一场讨论会，包含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成年人关心的话题，诸如：“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延长两三倍那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有了增强智力的药物，那会怎么样？等等” 。Bartels说：“在原子弹模型前讨论原子能政策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生命科学和遗传学也正在创造各种令人惊奇的爆炸性成果，除了科学中心和博物馆，还有哪里更适合一帮不相干的成年人凑在一起争论这些问题呢？”
科学家参与科普，不仅能体会到分享科学的快感，还有更多好处。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的遗传学家Aoife McLysaght在参与了都柏林“科学画廊”项目后，对此深有体会，她说：“在没有参加这件事之前，我都不知这个和科学相关的活动这么有趣。”她也因此明白，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鼓励大家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也不需要大家一定接受她的观点，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获得更多元的信息，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观点。她很喜欢这种态度，此后还开始给爱尔兰和英国的报纸撰稿或者参加电台节目。
图片：参观者在“传染”秀展览现场参加科学实验活动
都柏林的“科学画廊”开始于2008年，目的是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吸引那些没有参观科技馆爱好和习惯的青少年，说真的，很多年轻人并不觉得去科技博物馆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科学画廊为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附近地区的科研人员和公众展开交流提供了机会，可以让科研人员亲自告诉老百姓他们正在干什么。2009年“科学画廊“有以“传染”为主题的秀，一场真正汇集艺术家、工程师、免疫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跨学科秀。主办人都觉得是一个奇迹，科学家们来到现场，他们非常乐意与公众讨论各种没有一定结论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社会和伦理的科学问题。圣三一学院的遗传学家Luke O’Neill从一开始就加入“科学画廊”项目，并且参与策划了这场“传染”秀，他一开始对于把艺术和科学混在一起有些疑虑，他说在自己和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它们完全是两码事，但是到了最后，他被大众对这个展览积极正面的热情反馈给震惊了。在这场活动中，Luke O’Neill带领大家做起了真正的科学实验，观众亲手提取了自己的DNA，当大家看到自己的DNA从溶液里析出的时候，感觉真是难以置信。实验还不止提取DNA这么简单，Luke O’Neill还带领大家用自己的DNA检测了一个命名为“Mal”的基因，这个基因和疟疾有关，通过这个实验，人们之后能登陆网站查询自己被疟疾感染的风险大小。Luke O’Neill通过参加活动也感触良多，他觉得自己还蛮擅长沟通的，当然这种活动也确实非常有益于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后来他总结了参加这类活动的三个好处：首先是他学会了如何更好传递信息，例如用简单的方式描述事情，减少说教成分；其次是画廊这种展示真实科学的方式令他大开眼界；最后是自己实验室的博士和博士后能够参与活动，面对面和公众交流科学，并且能将这些经历写在各自的简历中，这对他们以后进行任何方式的科学传播和交流都非常有好处。Luke O’Neill从此开始参加更多的科学秀，主动寻找各种可能让科学变得更有趣的机会，将科学、艺术和设计融合在一起会令人产生非常棒的感觉。
图片：科学画廊（Science Gallery）都柏林馆
康奈尔大学教授Lowenstein评论“科学画廊”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能孤立的看待科学，应该将科学视为广大文化混合体的一部分。”科学画廊的创办人Gorman解释说：“科学画廊不仅是一个思想碰撞的地方，各类机构和企业还能够在这里吸引到未来的人才。根据统计，来过圣三一学院的人中，有30%的人以前参观过科学画廊，而即将进入三一学院的新生中，有8.5%曾经有过亲身参与科学画廊活动的经历。”叛逆的青少年常常不愿意去那些明显是为孩子准备的场所，而科学画廊避免了这种状况，也算是一项重要的成就。“科学画廊”现在不仅有都柏林馆，还在墨尔本、伦敦、班加罗尔、威尼斯、底特律、鹿特丹等地有场馆。
科教场馆的创新始终在进步
成年人需要被争取，但孩子依然是科教场馆最重要的受众目标。西班牙巴塞罗那CosmosCaixa科技馆，在场馆里搭建了一个热带雨林系统，高大的展厅中生活着真正鸟类和其他小动物，这一切都能充分唤起很少接触热带雨林的西班牙孩子心中的神奇世界。类似在芬兰赫里尤卡科学中心也有让10岁左右孩子领略世界神奇大观的展厅。赫里尤卡的首席执行官 Tapio Koivu说：“大家都想切身参与科学，最好平常就能参与进去，科学中心根据大众需求创造了这样的环境，使之成为场馆的一个最重要功能。小孩子能够通过亲身体验和参与，进一步体会科学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赫里尤卡科学中心还邀请科研人员来这里介绍科学成果并且展示有趣的课题，曾经有一段时间内，最吸引人的一个项目是“老鼠玩篮球”——赫尔辛基大学的生物学家通过老鼠来演示奖励机制对生物行为的影响。
图片：西班牙巴塞罗那CosmosCaixa科技馆热带雨林
21世纪，科教场馆需要和互联网、大型购物中心、娱乐中心竞争大众的青睐度。为此，首先普遍采取的措施是通过有轰动效应的吸引眼球的内容来吸引观众，例如各种恐龙展；另外就是策划各种各样的临时展览。伦敦科学博物馆进行过一场主题为 “渴”的展览，内容是关于肥胖以及相关科学研究的，这场展览结合了故事、实物、视频、动画、图片、以及互动元素来阐释大脑、肠道和肠道细菌是如何形成调控机制来影响食欲。这些充满活力的展览完全不同于1928年开馆后一直延续的以对象为中心的展示方式。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当代科学主管Felicity Paynter认为，“渴”这场展览传递的不仅是关于大众健康的信息，更多地代表了展览理念的转变。他们希望观众能够从展览中“感受”科学，而不是仅仅“学习”科学知识。这个展览最终目的是使观众参观后受到一些启发进而展开自我反思。现代的展览强调体验式学习，推动各类艺术家们参与其中，增强展示内涵的多样性。
科教场馆要始终追求提供在学校和互联网等范围内很难得到的内容才行。布里斯托大学的教育专家John Dilon说：“你可以在学校学习蓝鲸的知识，但是想看到实物，可能至少要到博物馆和科学中心才行。” 科教场馆能激励个人发展，让孩子科学家作为未来的职业发展目标，让人们成为更有责任感的公民。对于促进教育，提高孩子的兴趣，让科学教和成年人开展对话，以及维持观众的热情等等，这些目标推动我们不断思考未来科教场馆如何发展，如何有效传递科学知识、方法、思想和精神。就像都柏林的科学画廊项目所取得的成功一样，这一切表明科技场馆在建设方面还有很多新方法、新模式的创新空间。优秀科教场馆在21世纪还会不断产生，无论以什么形式创新，它肯定会不同于过去那种围绕单一目的设计的场馆。
（王可骞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