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有着明显区别：科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抽象思维（虽然离不开形象思维），强调理性因素；文学艺术创作主要一种形象思维（虽然离不开抽象思维），强调情感因素。前者求真，注重客观性；后者求美，注重主观性。但归根结底，二者的目的都是发现真理，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韩愈说，术业有专攻。此文不虚。但不能过于“专攻”，离开专业，一无所知。既“专”又“博”，方能可持续发展。就科学研究而言，最好有一些文科的滋养，这种滋养仿若肥料，能够默默地呵护着科学研究之花。比如爱因斯坦爱拉小提琴，丘成桐喜欢古诗词。近读马斯洛的划时代心理学著作《动机与人格》，感触颇深。马斯洛非常强调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文科滋养：
一个有一点艺术细胞的科学家，比起一点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的兴趣，确实不是狭隘的技术专家。从亚里斯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多面手，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对小说情节个案做仔细研究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生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收益，可能比从事着实验及抽象研究的同事那里得到的收益更多。
科学中的心理多元论使我们懂得，有许多道路通向知识和真理，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如果我们把科学定义为对真理、顿悟和理解的寻求，那么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及哲学家作个区分一定很困难。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要承认在它们之间有语义学上的区别，并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一定主要是基于用于预防失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限不象当今这样不可逾越，显然这将有利于科学的进步。方法中心论仅仅将他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则将他们考虑为互助的协作者。多数伟大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许多大科学家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是获得的帮助，不亚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获得的帮助。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这样，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比一般的残缺人，能够把大多数事情做得更好；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感情来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
大多数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精力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来划定，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这最终会使我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是在钱包丢失的地方，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医生，他使自己的所有病人都大为光火，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则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方法中心论往往过于刻板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
除强调专业的滋养和广博之外，马斯洛还强调科学的探索性，反对客观性。这些论述虽然本文主题无关，但由于相当精彩，一并录后：
我没有发现能够绝对地区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方法。人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性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吃科学家这碗饭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做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大学里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是读化学杂志、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化学家。这个人比起一个聪明的对地下室发生了系统探索的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来，也许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更远一些。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些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于搞行政和组织工作。然而，他却乐意称自己为科学家。
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做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这一点也很值得讨论。
假如科学不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有什么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