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有一句台词脍炙人口：“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宋朝人应该对这句话最有共鸣——因为他们的很多春天，都是在园林中度过的。
北宋时期，中国造园艺术的中心不是江南地区，而是位处中原的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
《东京梦华录》说“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范围之内找不到一块空闲寂静的地段，春天到来的时候，“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城内居民竞相出游，从城南到城北，皇家御苑、私家园林、佛寺园林、道观园林、官署园林和名胜风景区鳞次栉比，亭台楼榭、画桥流水美不胜收，令游者沉迷其中，乐而忘返。
宋代皇家园林的数量不及秦汉隋唐那样多，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景物的细致程度则明显超过前代，其中最精雅的是徽宗政和年间所营的艮岳。艮岳位于开封城东北部，三面均以人工叠造的大假山围合，中央辟两个方形水池，另有曲折的河流和小池蜿蜒其间，山上堆叠来自江南和其他地区的奇石，雄峻险怪，瑰丽灵秀，千姿百态。此外，大内后苑、延福宫、金明池、琼林苑、玉津园等也各有佳致。
每年三月上旬，金明池、琼林苑和玉津园都向广大市民开放，是宫禁森严的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特例。皇帝与群臣在金明池水心殿大开筵席，水面上有龙舟比赛和彩船表演，东岸可以钓鱼，还在几座园林的空地上搭置临时帐幕，充斥各种演艺、杂耍、赌博以及饮食、古玩、百货，热闹之极。
西京洛阳本是前朝故都，宋代降为陪都，私家造园的风气比开封更盛，号称天下第一。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过一篇《洛阳名园记》，记述了洛阳最有名的十九处园林，其中包括开国宰相赵普的宅园、仁宗时期宰相富弼的宅园、名臣司马光的独乐园、节度使苗授之的宅园以及环溪、湖园等名园。这些园林一般建筑数量不多，假山以土山为主，常以水池为中心，更多以各种花卉以及松柏、竹林等植物景观见长。诸园虽然大多属于官僚阶层，却表现出强烈的文人气质，而且可以接待外来游客。
洛阳名园中最受人称道的是司马光的独乐园。这座园林以“独乐”为主题，设有读书堂、弄水轩、种竹斋、见山台等七处景致，分别与主人仰慕的七位古代先贤一一对应，反映了深刻的哲理和通达的人生态度，被后世视作文臣园林的典范。另一座湖园以大面积的湖池为中心，水中堆大岛百花洲，湖北建四并堂，以示同时并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大优点。
洛阳的水土条件极好，非常宜于培植花木。春日百花齐放，以牡丹最为明艳，洛阳人对之异常珍爱，甚至以单独的“花”字作为牡丹的专称。三四月间，全城市民无论男女、老幼、贫富，都喜欢在头上簪一支花，然后去逛各处园子。一般进入私家园林，需要给看门人一点“茶汤钱”——这也许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公园门票。高官魏仁浦的宅园在池中小岛上秘密培育出牡丹名品“魏紫”，轻易不让人看见，游者交纳十几钱之后才能乘船前往观赏。独乐园的园丁名叫吕直，得了十几贯钱，不愿私吞，主动在园林增建了一座井亭。
文人更喜欢在园林中举办各种雅集，在风和日丽的春天，活动尤其频繁，特别是立春、二月十二日花朝、三月初三上巳、清明这几天，往往要在园中赏花、宴饮、吟诗，兴致勃发。我们熟悉的很多宋人诗词，都是春日游园时所作，比如“满园春色管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洛阳相望尽名园，墙外花胜墙里看”。宋代最著名的文人雅集当属潞国公文彦博留守洛阳时筹办的耆英会，邀请年高德劭的退休官员在各大名园轮流宴集，诸老大多年过七十，须发皆白，与秾丽娇美的牡丹花相互映衬，传为佳话。
靖康之变后，屡遭兵火的两京沦于残破，被金人所占，所有名园均成废墟。宋朝的疆域退缩到南方的半壁江山，临安（杭州）、平江（苏州）、吴兴（湖州）、扬州崛起为新一代园林名城，景致更趋于婉约秀美，对元明清三代的造园风尚影响深远。
南宋时期，春日游园的风俗依然延续。临安皇宫由内司在后苑中主办赏花盛典，亭榭花木装点一新，锦帘绡幕、器玩盆窠、珍禽异物四处陈列，还让小太监扮作伙计，开设店铺，售卖各种瓷器、玩具、首饰、龙船、饮食，只是不再与民同享。高官显宦各拥私园，热衷于在花丛中聚会畅饮。老百姓们主要以西湖、虎丘等兼具园林属性的名胜风景区为游览地，同样没有辜负大好春光。
再美好的春天，也终将逝去。时隔数百年，宋代园林的雅韵恍若一场春梦，早已随风而逝，却又凭借少量遗迹、名画和《东京梦华录》《如梦令》之类的文字，给后世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其情其景，令人无比神往。
（作者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