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涉及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要富裕得多。例如，意大利和美国要比埃塞俄比亚和墨西哥富裕得多。为什么会出现国家间的贫富差异？我论述了地理在国家间贫富差异方面的作用，给出了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在此，我将讨论答案的另一部分。这一部分内容比前关于地理作用的内容更会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
经济学家提供的常规答案涉及人类的制度。一些人类制度在激励公民参与生产，并且进而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方面的确卓有成效，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另有一些制度却在打消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很大程度上导致国家走向贫穷。
经济学家们引用了许多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制度的重要性。其中之一是，拿两个可比的国家做比较。通常情况下，配对做比较的国家相互毗邻，拥有极其相似的环境，以前曾经是一个国家；但是，它们现在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其结果是两个国家拥有财富的多少也大不一样。这些案例说明，制度作用对财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国家之间的地理差异很小或者几乎没有地理差异的情况下依然如此。有三组这类例子经常被引用：跃居第一世界生活水准的韩国，其财富与极端落后的朝鲜之间的差异；前西德的财富与经济水平低下的前东德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德国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前东德的经济水平相对低的状况还是没有完全消除；第三组是同样位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西部的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东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虽然绝对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却比海地要富裕六倍。
毋庸置疑，对这些案例的研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制度的不同能够导致巨大的国家财富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在地理环境方面毫无差异的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经济学家对了这一发现进行概括总结，继而得出结论，认为制度是国家间贫富差异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一结论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在第一章，我给出了有理有据的诠释，说明为什么地理因素对于国家间的贫富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学家们还对他们称之为“良好制度”的概念给出精确的定义和具体的论述。这一术语的意思是：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制度，能够激励人民以个体身份积极从事生产，以便积累国家财富。
经济学家们对何为良好制度做了充分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遴选出至少十几种典型的良好制度。现在，我就开始谈谈这十几种良好制度。有一点我要说明，我并不打算把它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也就是说，我首先谈到的良好制度并不比我后来谈到的更为重要。
一、良好制度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没有腐败，特别是没有政府的腐败。假如一个人清楚地确信他或她能够拥有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就更容易受到激励去积极努力地工作。但是，假如这些努力工作的成果极有可能因政府官员的腐败或者企业腐败而减少或者被挪用，那么情况就正好相反。
二、良好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权，防止政府没收或者私人盗窃，这一点也与没有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者，假如政府制定的法律允许没收你们的劳动成果，抑或，假如其他人可以窃取你们的劳动成果，你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呢？
三、更为普遍的且与上面已经提到的两个良好制度相关的是法治。假如法律明确规定应该发生什么，并且假如这些法律条文确实能够得到执行，那么，你就会很清楚，为了积累你们的私人财富，你会去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
四、关于法治的最为具体的例子就是执行合同——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假如你与政府或者与另一私人或私人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并且假如你确信，即使对方想要撕毁合同，政府的政策也会允许你去执行合同，那么你就会继续工作，因为你确信会有机会从付出中得到利益。
五、以上我们谈论了良好制度的四个方面，另有一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与以上四个方面相关，那就是激励公民进行金融资本投资并提供机遇。你们的资本不会被没收，不会被腐败所吞噬，会受到法律和合同的保护，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假如你的资本只能藏在床下，没有机会利用资本去投资，对于你来说，你的资本除了购买作用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用处了。但是，假如你们能够进行资本投资，那么资本就会增长，产生更多的资本。这样，你们就会受到鼓励，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工作。因此，拥有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国家为资本提供了增长机会，为公民提供了工作的动力。
六、至此，我们已经举了五个关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另一个关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可以被视为法治的一部分——被杀害的概率低。在一个国家，当一个人总是感到身体处在会受到伤害并有可能被杀害的危险状态之中，这个人就不得不花费精力保证能够活命。想办法活命成了当务之急。假如一个人甚至都无法确保自己活着，努力工作和资本投资就不得不放在次要的位置。例如，在挪威，被杀害的概率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挪威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在洪都拉斯，被杀害的风险高，这一原因与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洪都拉斯成为一个贫穷的国家。
七、关于良好制度的另一个例子，用术语来表示，就是“政府效能”（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切实可行的、成文的法律，这还不够。政府必须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条文，来制定能够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来培养和选拔高素质的政府官员。
八、在我随后提出的关于良好制度的四个例子中，我将转向金融制度方面。经济学家们喜欢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今天，假如你们国家的货币可以被预期在未来几年内具有几乎相同的价值，那样的话，你们采取一项长期理财计划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如你们的国家处于一种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状态，就如同1923年发生在德国的通货膨胀，以及近年来发生在阿根廷的通货膨胀，你们何必还要为了挣钱而辛苦工作呢？你们挣到的钱在几周之内甚至在几小时之内就会贬值。
九、经济学家们还强调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资本畅通。从短期来看，限制资本流通对于保护初期阶段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限制资本流通是不利的，因为它使得一个经济体无法与其他高效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十、同样，经济学家们还强调打破贸易壁垒的重要性。从长远角度来看，贸易壁垒容留低效能的产业，使低效能产业不暴露在其他国家高效能产业的竞争环境之中，最终会对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害。
十一、与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这两个因素相关，经济学家们强调货币交换的开放性。假如公民和产业能够将他们国家的货币转换为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因而能够购买海外的商品，而不是在转换货币时困难重重，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去生产产品。比方说，其个国家的人民只能用他们的所得工资购买本国生产的种类不多的商品而不能够购买种类繁多的别国的商品，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什么要自愿地去努力工作呢？
十二、最后，关于良好制度剩下的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们强调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教育投资。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体制，那么，大多数公民可以接受教育，而且找到合适的工作。反过来说，政府也因此发展了所有公民的经济潜力，而不仅仅是那些能够获得教育的少数公民。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这些良好制度，是解释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的重要原因。像挪威那样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往往会变成富裕国家，像尼日利亚那样不具备良好制度的国家则往往会成为贫穷国家。
但是，针对良好制度对于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得出了更大胆的结论。他们观察到，良好制度绝对能够最大限度地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将它们的政策、对外援助、贷款以及捐赠建立在这一诠释的基础上。
然而，人们日益意识到，基于良好制度的诠释并不完整。这种诠释本身并没有错：可以肯定地说，它包含了许多真理；然而，它却并不完全。
我们之所以说良好制度的视角并不完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这一看法并未说出良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一些国家拥有良好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例如，为什么荷兰最终形成了对促进国家发展更为有效的制度，而赞比亚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吗？假如良好制度真的能够在任何一处随意一跃而出，为什么将良好制度移植到那些现在尚无良好制度的国家却困难重重？
换句话说，一味强调良好制度，这种通常的看法混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近因（proximate cause）或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与终极原因（ultimate cause）或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两个概念。
经济学家们不应当只满足于给出如下的定论：挪威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挪威鲜少谋杀事件，而尼日利亚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为尼日利亚谋杀事件时有发生。我们不能只是告诉尼日利亚人，让他们停止相互之间的谋杀行为，并由此希望能够成功地终止尼日利亚的谋杀活动，达到促进尼日利亚富裕的目的。为什么在尼日利亚而不是在挪威普遍存在谋杀事件、腐败行为、漠视私有财产权利、不履行合同以及其他不良现象？对此，我们必须了解其终极原因。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弄清楚良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将良好制度看作事实予以接受，认为良好制度似乎可以随意地从天而降，落到某些国家，而没有落到另外一些国家。我们必须探究人类社会所建立的复杂制度的深刻历史渊源，以便更好地理解良好制度的起源。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家们特别强调的复杂制度的终极起源，让我们追溯到1.3万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时期末期的人类历史。1.3万年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所有人类都以狩猎或者采集为生，而不是依靠农耕或者放牧。与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形态的社会——诸如意大利和美国——相比较，那个时期的所有狩猎者和采集者都处在相对简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狩猎者和采集者生活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环境：平均而言，当时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要比现代意大利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少得多。狩猎者和采集者获取的食物很少会有剩余，或者根本没有剩余，可以储存下来以备后来食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每天打猎或者采集到的食物，只够当天的消耗。相反，今天的意大利农民们所生产的粮食，以及从农民那里购买粮食的意大利人所储存的食物，足够他们消耗很多个星期甚至几年。大多数狩猎者和采集者都是流动的：他们并不住在永久性的房子里或者生活在镇子里，他们每天或者每隔几周就得移动他们的帐篷，跟着食物供应的季节变化迁徙。在这些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社会中，还没有出现钱币、国王、股票市场、所得税、铜制或者钢制工具、机动车，或者原子弹。
在随后的1.3万年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有这些复杂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出现了食物储存、城镇、欧元和美元、国王和总统、股票市场以及所得税？所有这些都是复杂制度的内容。有的时候，复杂制度是优良的；有的时候，复杂制度则是不良的。但是，假如一个社会没有复杂的制度，那么，它就不可能拥有优良的复杂制度，保证这个社会发展成为富裕的社会。
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表明，从根本上来说，复杂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依赖于人口稠密且稳定的社会，其农业使得余粮储备成为可能。更确切地说，形成复杂制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农业，而第二个根本原因是人口稠密的稳定社会，其农业生产使得余粮储备成为可能。余粮储备包括因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小麦、豆类以及奶酪的储备成为可能。这些余粮储备可用来养活从事非粮食生产的其他行业的人口，如国王、银行家、学生和教授们。因此，没有农业作为先决条件，就不会有国王、官僚、商人、发明家、中央政府、发达的部落联盟和国家、文字、金属工具、市场经济、国家忠诚（而非仅仅是家族忠诚）、受过教育的有文化修养的公民、由政府主导的法治以及大学。没有一个狩猎者或采集者的社会发展出了所有这些东西的任何一种。但是，在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拥有国家政府的社会，公民们已经对这些习以为常。
但是，如果农业是复杂制度发展的终极原因，那么，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发展起来，以便在世界各地都促成复杂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什么尼日利亚没有像挪威那样发展高效农业，建立良好制度？
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还向我们展示了，农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地并不均衡。要知道，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需要这一地区具备可驯化、可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然而，野生动植物物种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并不均匀。大多数野生动植物物种不可驯化或改良，比如橡树和熊就从来没有被改良和驯化过。我们可以进行改良的野生植物物种极少，包括小麦、稻米、玉米、豆类、马铃薯、苹果和其他植物。我们可以驯化的野生动物物种就更少了，包括奶牛、绵羊、山羊、马、猪、狗和其他几种动物。
那些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可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集中分布在世界上仅有的几处。有趣的是，在被称为现代粮仓的地区，诸如波河河谷、加利福尼亚、美国大平原、法国和德国种植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小麦种植带，几乎没有可以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相反，在中东被称作新月沃地的地区，以及中国、墨西哥、安第斯山脉和世界上的其他几个地区，分布着可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大约在这些区域中的九处，包括新月沃地在内，独立出现了农业；在当时，这些独立出现农业的区域的确拥有许多可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从公元前9000年的新月沃地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美国东部地区，农业在这些区域先后独立出现。随后，农业从这些局部区域向世界其他地区分布开来。例如，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农业从新月沃地传到荷兰，约在公元前5000年农业传到意大利。直到公元后，农业才传到赞比亚。
然而，市场经济、国王、税收、文字、金属工具以及其他与文明福祉相关的发明和成就均在上述九个农业区域或者在它们附近完成。结果，包括新月沃地在内的九个农业原发地以及不久后从农业原发地迅速蔓延开来的其他地区——如意大利和荷兰，就比世界其他地区具备了向复杂制度发展的领先优势。基于此，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说，古代罗马人比古代赞比亚人更聪明；而是应该说，古代罗马人的运气远比古代赞比亚人要好得多，因为种类繁多的可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以及已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更早地传播到了古罗马。
农业发展的这一历史结果告诉我们，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国家这个复杂制度所经历的时间长度各不相同。在希腊和中国，国家的历史长达4000年；在意大利，国家的历史约有3000年；但是在新几内亚的某些地方，国家的历史只有30年。
很难将几千年的人类发展结果浓缩到一代之中，即使得到外国的援助也无济于事。荷兰拥有农业的历史长达7500年，而赞比亚只有2000年的农业历史。荷兰拥有文字的历史长达2000年，而赞比亚只有130年的文字历史。荷兰拥有独立政府的历史长达500年，而赞比亚拥有独立政府的历史只有40年。悠久的农业历史以及由于农业的发展而有可能产生的其他复杂制度，就是今天的荷兰远比赞比亚富裕以及今天的意大利远比埃塞俄比亚富裕的原因。
今天，即便考虑到其他变量，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依然是，拥有悠久农业历史以及得益于农业发展而形成的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比那些农业历史短和政府历史短的国家享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悠久的农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国家之间平均收入差异而言，50%可以归因于农业历史的长短。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我们比较那些在近代收入依然低下的国家，像日本、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政府历史悠久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是要高于赞比亚和尼日利亚这些政府历史短的国家。一些政府历史很短的国家即使比一些政府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依然不如后者经济增长率高。因此，我们更有理由说，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是那些拥有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也就是说，尽管拥有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在进入现代世界的时候还很贫穷，但是它们比那些政府历史短的国家更容易赶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
关于这一趋势，我们从5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做出的一系列错误的预测中看得非常清楚。20世纪60年代，韩国、加纳和以及菲律宾都是贫穷的国家。对于这三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情况，哪个国家会变得富有，哪个国家会依然处于贫困状态，经济学家们曾经打过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加纳和菲律宾将会变成富裕的国家，而韩国则会依旧贫穷。这些经济学家对于他们做出的预测是这样解释的：加纳和菲律宾都是热带国家，那里的环境有益于粮食生长，那里的自然资源丰富；相反，韩国处于温带地区，气候相对寒冷，自然资源贫乏，似乎没有占据什么有利条件。
当然，50年后的今天，活生生的现实是，韩国一跃成为经济发达国家，而加纳和菲律宾则依旧贫穷。对这一发展结局的解释是：韩国紧邻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文字、金属工具和政府的人类发展中心之一。朝鲜很早就从中国接受了这些文明成就，到了公元700年，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因此，朝鲜拥有复杂制度的历史很悠久。现在，地处北部的朝鲜正浪费着历史赋予它的优越条件。地处南部的韩国独立伊始，还处于贫穷状态，但是具有创造财富所需的制度上的先决条件。它只需要独立、军事安全以及美国给予它的外国援助，原有的优势就能得到发挥。这样，韩国很快便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反，直到公元前2000年，菲律宾才从中国那里学到了农业生产；而加纳的农业直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仍处于生产率低下的状态，并且几乎没有家畜和家禽。加纳和菲律宾直到最近几个世纪被欧洲殖民之前，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正因为如此，无论菲律宾和加纳的自然优势如何，它们缺少复杂制度的历史，而复杂制度的历史恰恰是促使韩国迅速成为富裕国家的动因。
接下来，我们讨论最后一个涉及国家财富和贫穷的制度因素，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们一定会好奇，在被欧洲殖民的500年之前，许多欧洲之外的国家曾经是它们所在区域最为富裕的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在今天却变成了相对贫穷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经历了一个“命运的逆转”：500年前曾经富裕，今天却变得贫穷。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命运逆转？
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门·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这个历史性的命运逆转由欧洲殖民的不同模式所致。500年前，当欧洲人开始在全球殖民扩张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些温带国家适宜欧洲人定居，但那里的原住民群体没有多少可供剥削的潜力——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殖民扩张者们还发现了一些热带国家，这些热带国家的热带疾病阻止了欧洲殖民者大规模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那里的确有稠密的原住民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开发——诸如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欧洲殖民扩张主义者还发现了一些热带国家，这些国家没有稠密的原住民人口作为开发的劳动力，也没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开发；并且这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对于到这里定居的欧洲人勉强还算健康——诸如哥斯达黎加。在那些拥有足够的可供欧洲殖民者剥削的原住民的热带国家里，欧洲殖民者并没有把大量欧洲人移民过来，成为独立农民；这些少量的殖民者变成了统治群体：政府官员、士兵、牧师和商人，靠榨取原住民的财富和劳动力获利。实际上，欧洲殖民者向这些国家引入了殖民政府，这些殖民政府的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腐败的，建立在剥削本地人民的基础之上。
殖民时代末期，这些从前富裕的殖民地实现了独立；同时，它们也从它们的欧洲殖民者那里继承了腐败的政府制度这一遗产。直到今天，这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依然在尽最大的努力排除政府的腐败。相反，当欧洲殖民者来到那些没有可供他们剥削的原住民的国家，这些欧洲殖民者定居下来，不得不自己从事劳动，谋得生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不是基于剥削，而是鼓励个体努力工作的政府。
关于命运逆转，中美洲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今天的中美洲分为五个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当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中美洲的时候，当时最为富裕的、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是现今墨西哥边境以南的危地马拉。西班牙人将整个中美洲纳入总督的统治之下，总督府设在危地马拉。这个总督府的经济基础是榨取矿产资源财富和印第安人的劳动力，而它依靠的是西班牙军队和牧师。相反，由于几乎没有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缺少可供殖民者剥削的原住民劳动力，哥斯达黎加只吸引了那些情愿自食其力的欧洲人。这些欧洲人在哥斯达黎加定居，引入欧洲模式的政府制度来管理他们自己。
也就是说，直到近代，危地马拉一直是中美洲最为富裕的地方，而哥斯达黎加则是最为贫穷的地方。当中美洲人民挣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的时候，中美洲起初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后来，这个联邦共和国分裂为我在上文说到的五个国家。今天，哥斯达黎加已经成为中美洲最为富裕的国家。哥斯达黎加的平均收入是危地马拉和其他中美洲邻国的两倍。哥斯达黎加拥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而其它的几个邻国却饱受独裁统治之苦。1948年，哥斯达黎加废除了军队。在哥斯达黎加，没有一个令人深感压抑的教会。在哥斯达黎加，腐败受到惩罚；而在其他几个邻国，则不是这样。哥斯达黎加有四位前总统因腐败问题而被投入监狱！有人可能会说：“四位总统因为腐败而被投入监狱，这难道不可怕吗？”是的，这的确很可怕。但是，如果这四位腐败的总统依然自由而不是被投入监狱，这难道不是更糟糕吗？哥斯达黎加人如此总结他们的历史：“哥斯达黎加因为贫穷而受到庇佑，而我们的邻国因为他们的财富而受到诅咒。”这就是一个曾经在欧洲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殖民地区命运逆转的例子。
简言之，一些国家远比另一些国家更富裕。为什么会如此，答案是多重的、复杂的。如果有人坚持希望得到一个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简单答案，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在宇宙中另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地球上的生活的确是纷繁复杂的。
说起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在第一章中谈论的地理原因，另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一章中谈论的政府和制度的原因。但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并非完全互不相干。良好制度并非从天而降，与地理因素毫无关系，只是碰巧落到一些很幸运的国家。相反，良好制度拥有其发展历史，部分地与农业的发展历史及其发展结果有关。这些农业的发展结果包括复杂制度（比如政府和市场）的形成。当然，复杂制度可以是优良的，也可以是不良的，我们见证了今天某些国家的不良复杂制度，以及几十年前纳粹德国的不良复杂制度。但是，一个地区，直到它建立了复杂制度，才有可能使这一复杂制度发展成为受到经济学家赞誉的优良复杂制度。
以上内容还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保证财富和优良制度一成不变，持续到永久。在过去的500年间，许多曾经富裕的国家由于采纳了不良制度而经历了命运的逆转。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它们变得贫穷。今天，这一教训值得美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民族牢牢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