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探讨文化自信需要深入到社会物质生活的变迁中去把握其生成与发展机制。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文化与意义世界，在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形成了文化自信。变革与冲突引发了文化认同的危机，由此带来对既有文化的反省性认识，文化批判构成文化自信发展的动力机制。现代性引发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现代性的扩散则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困境。基于上述认识，培育文化自信需要在社会转型的系统进程中探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在自我反思与批判中高扬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的反映，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是文化变迁的深层动因。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自信折射出社会物质生活演变的某种轨迹，因此，探讨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发展机制也需要从社会物质生活的变迁中去把握。
近代之前，中国文化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由于其固有的文化魅力和包容性而居于世界文化的高地，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产生了辐射与同化作用。这样，中国人也就几乎没有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过怀疑,而是有着坚定的自信。不过，过强的优越感也导致中国文化趋于保守，日趋僵化的社会体制使其无法超越自我。在“朝贡体系”下，“天朝帝国”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和文化体系则被视为不开化的“蛮夷”，自信也滑向了自负。及至清代，这种自负更是导致极端的盲目排外、闭关锁国，人们对于迅速兴起的现代性无动于衷，依然力图在以往的思想与秩序框架下予以同化。结果，这种自负在清王朝的覆灭和国家主权的破坏中被瓦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一步步滑入半殖民地境地，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不仅瓦解了“天朝帝国”，也让人对自身的文化产生了怀疑。一批思想先行者看到了器物与制度背后的文化根源，进而对本土文化怀疑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一度流行，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成为国家复兴的思想起点。在历经批判与革命之后，传统文化渐趋边缘化甚至被否定。面对以追求现代性为总体方向的社会发展，传统文化难以适应剧烈变革了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能够顺势提供人们所需要的知识、价值与信仰体系。相反，源于西方的科学、自由等价值观念则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获得了广泛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西方文化也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转型呈现复杂态势，在推动深层的结构性变革中遭遇重重障碍。在思想文化层面也表现出相应的复杂、多元、矛盾等特征，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削弱了人们的文化自信。
因此，构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并非一个简单的主观心理问题，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根本方向和历史过程。从国内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还远未完成;从世界上看，西方文化仍然占据强势地位，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二十一世纪中国将走出近代以来的衰败与彷徨，复兴与崛起已不可阻挡。从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出现代文化与文化自信，这种社会和文化系统变迁的过程，必然是瓦解与重建相互交织的过程，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文化自信自身的生成与发展机制中找到科学根据。
文化自信体现出人们对本文化的自觉认识，揭示了人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它表现为人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状态，即人对自己文化的认知、悦纳与践行。当人从内心深处接纳某一文化所提供的知识、价值与意义体系，自觉地按照这一文化所提供的规范与价值生活，由此达成了对自己所属文化的集体的认同、归属和热爱，一种文化自信便形成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处理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它基于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从此意义上说，文化不只是存在于古书中的词语或者文物中的历史遗存，更是存在于当下人们生活中的生命实践。文化的生命力就在当下人们的创造实践中，这种文化也就具有了超越自我的力量。作为人类的作品，文化表现出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人在反观自己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并油然而生以集体无意识而存在的文化自信。
在文化自信的生成过程中，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机制。文化包含着以文化人的取向。一方面，人创造了文化并形成一种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人又被文化所塑造。每一种文化都通过教育和传播机制向个体渗透，在传承文化价值观的过程中将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自信转化为个体的文化认同，由此构筑了社会共同的文化认同基础。这是一种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如此，人与文化、文化与经济社会生活的互动构成动态的演化过程，在适应与创造中呈现出文化的生命力。
事物是在矛盾中存在的，文化自信的对立面是“文化不自信”，这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逻辑。从历史事实看，人类文化既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同时也随着经济技术的变革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转折时期更表现为剧烈的文化冲突和裂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价值观是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历史传统而产生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冲击了既存的文化观念，当文化观念与新的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它就可能成为落后保守的因素。结果，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文化认同发生危机，“文化不自信”也就出现了。
人们的生活不是凝固的而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文化也随之而不断变化和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带来文化的融合或冲突，历史学家汤因比发现这是人类文明兴衰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一过程的结果是，文化自信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
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而引发了文化的剧烈变革。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不断扩大市场的内在需求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马克思、恩格斯观察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文化震荡，引发了普遍的文化危机，人们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成为普遍问题。
文化认同危机冲击、瓦解了传统的文化自信，引发了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反省性认识，在文化批判中形成了文化自信的发展机制。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中，具有天然的传承性和保守性，由此也形成了走向僵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也具有一种自我发展的潜能，作为一种能动的因素，它通过新思想的引入而吹响变革的号角，从而成为克服僵化机制进而维系社会系统活力的积极力量。文化批判意味着以批判性的立场认识和对待自己，在克服盲目自大中生成文化革新与发展的动力。需要厘清的是，批判不是盲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在理性地反思与省察之上客观地予以认识和对待，它的对立面不是对象本身而是拒绝理性反思、绝对肯定或否定、武断地评判的思想方法，克服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正是启蒙理性的要求。康德将启蒙理解为脱离人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走出这种不成熟状态则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所以，批判精神乃是克服人盲目迷信的思想习惯、实现精神成长的真实表现。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意味着文化的成熟，表现出该文化的理性自觉和现代意蕴。在启蒙理性的指引下，现代性内含了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与价值，这构成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人们在持续不断的反思与批判中激发出文化自我否定与前进的力量，进而也增强了文化自信。
可见，人类文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展，现代文化更是在现代性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由此形成了文化自信生成与发展的辩证逻辑。文化自信并不是一旦形成就永恒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于变动之中。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因而也都面临寻求和构建文化自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就必须认识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克服人类文化固有的自我中心倾向和僵化封闭的传统，在包容开放与自我批判中构建现代文化发展的创新机制，从而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文化总体上仍处于转型与发展之中，培育文化自信需要在社会转型的系统进程中探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我们需要认识和遵循文化自信生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基于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发展一般机制之上，着力培育文化自信。
基于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培育文化自信，需要立足中国文化的根与魂，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避免滑入一厢情愿的文化自负或者走向另一极端的文化自卑。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作为精神支撑，而本土文化是自己的根与本。在根与本基础上，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才能回应中国人构筑新的知识、价值与意义体系的现代精神诉求，重构现代中国的文化世界和文化认同，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而非依附或屈尊于其他文化，使中国文化作为重要的一极而成为与西方文化相比肩的文化。这意味着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本土文化有着自觉的肯定和坚定的追随，进而传承和维护自己文化的地位与尊严。
基于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发展机制培育文化自信，最根本的途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践是文化发展的丰厚土壤，文化的生命力扎根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需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培育文化自信不能只是主观的意愿，不是一蹴而就或者一声号令就可以实现的，而必然伴随长期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而逐步实现。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意味着探索新生产方式、新生活方式、新价值观念以及锻造社会主义新公民，其本质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的核心是共享的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便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意味着，文化建设必须克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专制主义等旧文化的局限，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下培育新的价值观及社会风尚。在实践中推动文化创新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内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的复生与再造，是在经济发展与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 因此，培育文化自信伴随着整个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现代转型、构建现代的文化体系，在社会文化转型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基于文化自信发展机制培育文化自信，需要坚持批判理性的精神与方法，在文化批判中发展文化自信。对自身文化的批判不仅是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是培育文化自信的途径。借助于培育现代的理性批判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彻底走出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进而构建起现代文化的精神结构。对于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简单肯定或否定，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十分普遍，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反复与徘徊的思维方式的窠臼。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是左右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总是难以在根本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常常走向自负。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将同化世界，中国只能走全面西化的道路，这种崇奉“洋教条”的思路也反复被证明是难以走通的。文化的自信并非是对自己的盲目自负或者对其他文化的盲目排斥。文化自信绝不表现为对传统的简单复归或对西方文化的排斥，相反，它恰恰意味着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悦纳他者，以大海般的胸怀容纳一切。因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长期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吸收外来文化比如佛教等过程中不断生发出新的生长点。把文化自信理解为“复古主义”或者“盲目排外”，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是内在力量不足的软弱的表现。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和文化传统、借鉴世界先进文明进而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核心是在思想与文化上有新的创造，重建文化自信。显然，这仍然是一个有待于继续探索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中华文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