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由盛宣怀筹备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在上海诞生。最初，南洋公学选址在上海老城厢高昌庙附近。1898年6月，南洋公学最终选定今日的徐家汇校区为永久校址。120年风风雨雨，今天的交大以理工教育闻名中外，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南洋公学初创时期确定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高端法政人才的文科类大学。
1896年，是交大历史上具有纪元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盛宣怀开始筹办南洋公学。
兴办南洋公学之前，盛宣怀在创办和经营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已切身感受到新型企业严重缺乏技术与管理人才，开始举办一些洋务技术学堂，如电报学堂、矿务学堂、驾驶学堂等。然而，这些学堂大多是迫于一时急用，仅仅属于培养中级、初级技术人员的培训班。
甲午战争之后，盛宣怀意识到培养人才不能仅搞实用式的短期训练，还必须培养高层次科技与管理人才、新式法律政治人才，为此需要建立正规的基础教育体系和各式专业方向的高等学堂。
于是在1895年，盛宣怀主持制定了一份颇具野心的“全国设学计划”，规划在全国各地捐建大学堂2所、小学堂23所、时中书院（类似于时务人才培训班）3所，准备创建的2所大学堂，分别设于天津、上海两地，称为北洋大学堂、南洋大学堂。而不久后建立的南洋公学其实就是盛宣怀“全国设学计划”中所提出的“南洋大学堂”的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在洋务事业中的打拼，盛宣怀当时实际控制了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中国近代实业中的一批重要企业，掌握着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在政治上，盛宣怀逐渐得到清政府的垂青，先后被授予太常寺少卿、太子少保、商务大臣、邮传部大臣等要职，成为晚清时期一位财权兼备的实力人物。这些都为盛宣怀致力于创办新式正规学堂提供了经济、政治条件。
1895年10月，盛宣怀在美国人丁家立的协助下，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1896年，盛宣怀卸任天津海关道，担任设于上海的铁路总公司督办，常驻上海。随着事业的南下转移，盛宣怀也将办学重点从天津转向上海，筹办早已规划的“南洋大学堂”也势在必行。
不过后来规划中“南洋大学堂”更为“南洋公学”。尽管盛宣怀及公学章程对校名已作出明确的释义，然究其细故，笔者以为大致缘于作为绅商身份办学的盛宣怀，试图要独立创建一所大学堂，不愿意地方政府插手，此举受到了来自中央、地方政府层面的各种牵制。为了妥善处理兴办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减少各种办学阻力，不得已做出相应变通措施。
盛宣怀筹备在上海开设“南洋大学堂”前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已“奉谕旨在沪另创大学堂”。当时，清政府采纳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同意在京师、上海各设大学堂一所。1896年12月光绪帝就盛宣怀奏请设学的谕旨中“京师、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一语即指此事。刘坤一具有革新思想，力主兴办新式学堂。甲午战败后曾奏请“将各处书院近改设西学”，并于“通商各埠设立学堂”。北洋大学堂创立后，刘坤一曾专门致电盛宣怀索要办学规章，以便于在南方开办学堂时有所参考。
1896年春，当盛宣怀来南京主动提出在其两江治下的上海创办大学堂，刘坤一欣然答应，并指令驻上海的江海关道黄建筦协助办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致盛宣怀函中就说：“上海大学堂已奉南洋批准，与沪关会议创办。”又说：“兹悉大学堂系沪关黄道宪与盛杏宪同办理，元善曾以愿将经正书院归公作为始基”。都是说的此事。但是从此后整个学校创建过程来看，盛宣怀从未与江海关道商议过办理公学事宜，从筹备人选、办理经费、办学章程等，都是其一手经管，绕开了两江总督及江海关道。既然中央政府也规划在上海创办大学堂，而盛宣怀又不愿意与地方政府合办“南洋大学堂”，那也就只能放弃规划校名，另取其名而留其实了。
1897年1月14日，盛宣怀再次上奏光绪帝，提出要“赶紧兴建”南洋公学，获得批准，经费由盛宣怀筹集。4月8日，南洋公学租借徐家汇厂屋开学，盛宣怀自任督办，即今天的校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交通大学校内的盛宣怀铜像
今天的交大以理工教育闻名中外，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南洋公学初创时期确定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高端法政人才的文科类大学。
公学最初几年的办学活动都服务于这个办学宗旨：1901年开设经济特科班，1902年开设政治班，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也多学习法政专业。
盛宣怀之如此设定办学宗旨，是希望在人才培养上与早一年创办的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北洋大学堂有所区别。同时也是盛宣怀的西学观从科技层面上升政治制度层面的反映，说明其在设学目标上已经突破仅为实业培养人才的局限，开始着眼于为国家广育法律、政治、外交、商务等各类人才。这是盛宣怀教育理念的一次转变与提升。
不过1902年底到1903年初，公学接连发生墨水瓶退学事件，致使公学办学方向发生重大转折。盛宣怀改变原先拟开设政治、外交、法律专业的设想，认为学生在学习这些科目时容易引发思想浮躁，进而诱发学潮，此后公学应“专重泰西实业与留学生”，尽量向学生灌输科学，少讲社会哲学。
此外，北洋大学堂因为八国联军入侵而停办，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无形中断，而盛宣怀所管工业企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这也成为促使南洋公学转变办学宗旨的一个原因。
于是从1903年开始，公学办学方向由政学转向实学，原设政治班，拟设法律、外交科一律停设，而商学为实学之一种，成为重点发展的学科，筹建商务学堂；1905年后公学相继归属商部、邮传部、交通部，则完全转向实业工程科，以培养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为目标。
1895年，盛宣怀亲订全国设学规划，拟设大学堂2所、小学堂23所，时中书院3所
盛宣怀是“甩手掌柜”？其实亲力亲为
长期以来，人们对南洋公学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它属于中学程度，不是大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896年盛宣怀拟定的《南洋公学章程》开宗明义写道：“南洋公学本系大学”。公学建成后又明确南洋公学上院“即头等学堂”。很显然公学建学目标是大学。
然而，要办大学，必须有相应的中学、小学，为大学提供足够生源。当时我国新式教育刚刚起步，正规的中学、小学校几乎没有，公学在“大学无从取材”的情势下，先从小学、中学办起，规划在十年后建成大学。盛宣怀设想，大学办成后，全国中小学也发展起来了，就将中学、小学裁停，专办大学。我国早期大学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大都循着这条路径逐渐建成大学。
从1896到1905年，南洋公学创办近十年，常驻上海的盛宣怀始终担任南洋公学督办。对于南洋公学，大到经费筹措、校长人选、办学方向，小到招生考试、学生出路、教习聘任，盛宣怀事无巨细，亲历亲为，而非常人理解中的只出钱办学的“甩手掌柜”。
比如，对于经费问题，盛宣怀总是尽心筹措。1901年，公学的两家供款单位轮船、电报两局拖延公学拨款长达半年，致使公学经费紧张起来。盛宣怀当即致函两局负责人，措辞严厉地说：“此系额外支要款，岂能任意宕延。”两局迫于盛宣怀的压力，于当年8月份拨解全部办学费用。
又如他很重视聘请师资与招生考试。1901年夏秋，盛宣怀主张设立经济特科班，有人推荐翰林院蔡元培担任总教习。盛宣怀两次接见蔡元培，当面详细询问后决定聘任。南洋公学招考生时，考场往往设于盛宣怀上海斜桥的家里，考卷批阅后也由盛宣怀最后定夺录取名单，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都是盛宣怀亲自录取的南洋公学学生。
而南洋公学筹建和兴办时期都曾遇到各种阻力，甚至几次面临中途夭折或关门停办的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902年10月。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事件”，导致一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学，并由此引发全国新式学堂的学生反抗专制的学运高潮。很多守旧官员纷纷上奏清廷，要求停办新学。不少新式学堂因此停办，但是盛宣怀表示南洋公学绝不能停办。他对学部大臣张百熙说：“弟学识谫陋，何足以言兴学，惟办事必需人材，成材必由学校，故不惜延访通人，创开风气，而自忘其才力之不及，始终不肯退步。”在公学生死存亡的关头，盛宣怀的“始终不肯退步”，使公学的香火得以传承不辍。
1903年墨水瓶事件过后，又逢盛宣怀所管轮船招商局、电报局被袁世凯接管，袁指示两局停拨公学经费，要求公学停办。1月24日，袁世凯致电盛宣怀：“闻南洋公学已罢散，能否趁此停办？或请南洋另筹款。”2月3日，盛回复公学“并未罢散”，不同意停办，一面准备收缩规模，裁撤译书院、东文学堂及特班师范班，一面准备另募经费，又使公学顺利度过此次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