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已使全球文化交流成为可能，甚至能在某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步传播，一个开放的城市也完全可以接纳世界各种文化，但移民的作用依然无法为其他传播手段和方式所替代，移民在都市文化中依然是最活跃、最忠实、最有效的载体。
都市离不开移民，无论是在其形成之初，还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旦移民断绝，甚至出现人口大量外迁，富有该都市特色的文化亦随之而停滞，而衰落，以至最终消亡，古今都市概莫能外。
如西汉长安，是在秦朝咸阳城外的废墟上新建的，故址也只是一个乡，几乎已没有原住民。但在建成之日即迁入大批功臣、贵族、关东六国后裔及豪强，以后又通过迁入陵县(依托皇帝陵墓而设的县)的办法，在长安附近形成了一个城市群，总人口超过一百万。西汉后期，长安一带已是“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的繁华都市，形成“五方杂错，风俗不纯”的文化特色。但在公元初新莽政权覆灭引发的战乱中，长安人口损失惨重。东汉建都洛阳后，不仅吸引了大批移民，连长安和关中的精英也纷纷迁往。尽管关中父老仍在梦想有朝一日首都迁回长安，但实际上再未恢复昔日的繁盛。
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决定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迁往洛阳之时，东汉以来的洛阳早已不复存在。所以在迁都之初只能以金墉城为临时驻地，与西汉迁都长安时的形势相似。但孝文帝实行了最彻底的迁都和汉化政策，所以平城的人口特别是其中的上中层，几乎全部被迁往洛阳。由于此前北魏已在其辖境范围内进行过多次强制性的移民，平城集中了中国北方的上层人士，因而这次新的移民就意味着他们都集中到了洛阳。如在中原战乱中迁往河西走廊的移民后裔，和当地长期形成的文化精英，由西域(泛指今新疆、中亚、印度等地)内迁的僧人、商人、学者等，都先被迁至平城，又被迁于洛阳。此后，洛阳作为北方政权的首都成为中外移民的集中点，也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点。《洛阳伽蓝记》描述了当时的繁盛：“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内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曰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风土，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如此丰富的物质文明也滋养了极其多彩的精神文明，云冈石窟、大批寺庙和辉煌的佛教艺术应运而生。永安二年(529年)，南朝梁国的陈庆之在洛阳短期停留。尽管洛阳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还是让陈庆之瞠目结舌：“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南方)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知登泰山卑培嵝，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1843年上海开埠时，整个上海县只有50余万人口，英租界和法租界所在地是上海县城外的乡村，大部分还是农田和坟墓，人口稀少。但到1900年，上海的人口已经突破100万，到1949年更高达500多万。上海开埠时总共才有26位外国人，但以后迅速增加，经常保持着数万人的规模，1943年外国侨民高达15万，1949年上海解放时还有28000多人。上海从一个中等水平的江南县城一跃成为中国和亚洲最大、最发达的都市，移民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自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高素质人口大量迁出，如迁往成为首都的北京，参军参干，支援外地建设，求学，随国民党迁往台湾，迁往港澳和国外，60年代后大规模的大小三线建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迁出人口数以百万计。迁入的人口不但数量有限，而且以干部、退伍军人、体力劳动者为主，少数大专毕业生往往学非所用，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再无新的外国侨民迁入，原有侨民大多迁出，未迁者也陆续消失，最后一位外国侨民至80年代初死亡。由移民带入的内资、外资全部断绝。上海都市文化的长期萧条正是这些因素的必然结果。而同期的香港却因大批高素质内地移民的迁入而获益，更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东西方、海内外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场所，在相当程度上已与上海主客易位。
但移民所起作用与其本身各种因素有关，如移民的来源、数量、类型、素质，也与其迁入时间和方式有关，还取决于迁入后所处地位。一般来说，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移民总体素质较高，反之则较低。素质高的移民传递文化信息的能力强，而本身来自文化发达地区又使他们传递的信息水平高，具有先进性。在同样条件下，数量多的移民群体当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生存型的移民满足于获得生存机会，随遇而安，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缺乏自觉的文化传播意识。而发展型移民注重自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发展，不仅会选择最适宜的定居环境，还会自觉、主动、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文化影响，或者学习更先进的文化。其中群体性的发展型移民，由于数量多、迁入时间集中、定居密集，起的作用最大。总之，素质高、数量多、迁入早(相对于其他移民群体而言)、迁入集中、在迁入地拥有平等社会地位的移民群体，对当地都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能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作用。
例如，在西汉初年迁入长安一带的移民中，来自齐地的田氏是很重要的一支。田氏是六国中齐国后期国君家族，秦汉之际又复国称王，虽存在不久，但作为一个绵延了数百年的宗族，人口多，文化水准高，经济实力强。特别是由于齐地长期商业繁盛，手工业发达，使田氏成员有很强的商业能力。田氏属首批迁入，加上当局并未对此类移民的发展设置障碍，在一个达官显贵云集、人口激增却商贸落后的环境中，田氏如鱼得水，以致最终垄断了关中的商业。田氏子孙繁衍，为了便于区别，将家族成员分为第一、第二、第三……至少到第五支，以后有的分支干脆以“第五”为姓。以田氏为代表的关东齐地商业文化是长安“五方杂错”中重要的一方，是长安都市文化的构成部分，对关中传统的农耕文化是有力的冲击。
近代上海的移民主要来自浙江和江苏，在移民总数中大致要占70%，其中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的移民又占多数。浙北和苏南自五代以来的千余年间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明清以来更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人口稠密，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苏州府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0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府大多集中于此地区。由于地少人多，本地生产的粮食已无法满足当地人口的需求，一方面需要大量输入商品粮，另一方面也迫使大量人口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或迁往外地谋生。因此，这一地区的人口商品意识较强，适应市场经济，勇于迁移，成为新兴的上海重要的移民来源，并能输出较高素质的移民。由于上海租界的行政制度和管理方式系从英、法、美国移植，租界当局为自身发展计，大量吸引外来移民，管理有效，措施适宜，因而移民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定居过程相当顺利，很快发挥作用，形成新的都市文化。
拥有政治权力、社会地位或经济实力的移民，尽管数量不多，但也能对迁入地的都市文化发挥特殊作用，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例如，两宋之际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其中首都开封一带的人口集中于南宋的临时首都临安，特别是杭州城内。尽管他们的数量在总人口中并不占多数，但包括了皇帝、皇室、贵族、官员、将士、士人、商人、艺人、僧道等。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对原住民处于强势地位，居住又相当集中，所以在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文化的同时，成为原住民自觉或不自觉的仿效对象。杭州城内本来是使用吴方言的，随着这批特殊移民的定居，渐渐成了带开封话口音的方言岛。明朝人郎瑛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直到今天，杭州话还有“儿化”的特征，残留着北方话的痕迹。
又如，定居在上海租界的外国人数量并不多，其中使用英语的人更少。但英语在世界的地位和英国人、美国人在租界的地位，使上海人学英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长盛不衰。新形成的“上海话”中使用英语的词汇之多，渗透之广，在中国都市方言中首屈一指。不仅有沙发、咖啡、麦克风、拿摩温(numberone，指领班、工头)、派司(passport)等直接音译的词汇，还有新创造的老虎窗(roofwindow)、康摆渡(comprador，买办)、红派司(源于派司，指工会会员证)、肮三(onsale)货(可泛指人与物)等音译意译结合的新词。
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市内也曾出现过类似现象，由于“下江人”(泛指江苏、浙江、安徽等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江浙人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这类“下江”文化成为一时风尚，引起当地人的仿效。但由于时间太短，多数外来人口尚未定居，与南宋杭州不可同日而语。
西汉初，刘邦为了让其父在迁入关中后仍能享受故乡的文化氛围，曾将故乡丰县完整地迁往关中——不仅包括丰县的全部居民和他们饲养的家畜，也包括丰县的全部民居和其他建筑物，这个新城也被命名为新丰。初建成的新丰完全是丰县的复制品，据说由于新城与原地惟妙惟肖，以至主人将随迁来的鸡犬放在街上，它们就能找到各自的家。那时的新丰文化无疑就是丰文化的移植，但一旦迁至关中，由于不再存在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的后裔得不到原来丰文化所必需的补充和支撑，很快就被周围的关中文化所淹没。
如果缺乏强大的本土文化和其他有竞争力的移民群体，往往会出现某种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的现象，成为简单的文化移植，难以形成新的都市文化。
19世纪后期以降，大批移民迁往东北。到20世纪前期，又以行政中心、交通枢纽、工厂矿山、商业中心为基础形成了一批大中城市。这些城市大多拔地而起，居民全部是外来移民，自然没有本土文化。有的虽依托原来的居民点，但原住民人口微乎其微，与移民相差悬殊，本土文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由于移民的来源单一，以山东人为主，且基本都是农民和底层贫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形成新的都市文化。在实现都市化后，当地的文化也缺乏特色，缺乏创造力。只有当移民拥有多元特征，又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少数群体的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人口处于良性的流动状态，才能形成富有鲜明特色和创新活力、多元多样、兼容并蓄、自主自觉的都市文化。
近代上海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尽管江浙移民占了多数，但来自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等地的移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且在地域和行业分布上相对集中，拥有局部优势。外国移民既来自英、美、法等租界的拥有国，也有“白俄”、犹太人那样高素质、富有凝聚力的特殊群体，还有欧洲、亚洲各国的侨民，都具有多元的特点。由于移民的总体素质都比较高，所以即使某一群体的人数不多，但维护自身文化的能力和传播能力都比较强。如前所述，租界的特殊条件使土著人口和各个移民群体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客观上使处于激烈竞争下的各种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在1949年前，上海的人口基本是有进有出的，以迁入为主，但同时也有大量迁出，有的年份甚至进出大致相当，其结果自然有利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也有利于文化的流动和创新。“海纳百川”并非自觉的结果，而是实际的需要，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一旦新的移民来源断绝，人口不再流动，已经形成的都市文化就必定会停滞以至衰落，1949年至80年代初的上海就是如此。
尽管当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已使全球文化交流成为可能，甚至能在某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步传播，一个开放的城市也完全可以接纳世界各种文化，但移民的作用依然无法为其他传播手段和方式所替代，移民在都市文化中依然是最活跃、最忠实、最有效的载体。这是因为通过媒体和技术手段传播的文化只能被动地接受，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而通过移民传播的文化使传播和接受的双方都具有主观能动性。也是因为移民不同于流动人口，他们对迁入地和定居地具有归属感。有了归属感，他们就会自觉地、有选择地学习他们认同的本土文化、主流文化，也会顽强地坚持他们自身的文化中先进、合理的成分，并积极予以传播推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移民在都市文化中的作用依然是无可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