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态的文化建设如宝塔底座一样，要有远远宽博于塔尖的体量，才能保证塔尖的高度，才可能生长出优质的文化果实;文化建设有特殊性，但也与其它建设有很大的共性，那就是需要尊重它自身的生长规律，让它的内在精神挺拔张扬起来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社会管理者从来就是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如果庞大的社会管理层普遍认为文化创造是从业人员的事，自身不走心、不投入，也没有能耐投入，那么文化自信就不容易建立起来，只有层层引领者普遍建立起“文化化人、从我化起”的生命信仰，才可能真正形成文化中国的建设场
●在全球化的文化“冲撞”期，我们的自信除了持守，还需要吸纳与应变，吸纳不是唯洋马首是瞻，不是自我放逐与矮化。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建设时期，努力在人的心灵中建构起正确的价值信仰，凝结起以中华文化为基石的中国精神，当是应对挑战与考验最基础的工程
文化是走心的，一旦走了表皮，不仅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积累，更不可能形成文化自信，长此以往，还将养成一个民族轻薄、伪善、虚浮之气。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个“基础”“广泛”“深厚”，就是一个民族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它以集腋成裘的绵长耐心，以五千年的漫漫生长期，为今人贡献了一份绝世的骄傲与自信。
当我们回眸五千年历史，常常为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单元，以及诸多生命个体的文化创造而感动。许多闪亮的文化风景往往肩负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是以身体的匍匐大地和心灵的宽阔触摸，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从而创造出不同凡响的文化遗存，也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体现出与其文化人格一致的生命担当。当我们面对这些精神遗脉时，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两个字：走心。这些文化结晶体，都是从他们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
唯有真切的文化创造涌流久远
试想，中华文化的流脉如果不是镶嵌在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一颗颗珍珠，又怎能形成灿若星河的景象呢?这些能够持续发亮的珍珠，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过挤压、碰撞，从内心深处压榨、提取出来的干货。司马迁说，西伯被囚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处于困境才修订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方创作出《离骚》，左丘明失明才成就了《国语》，而孙膑被膑刑方撰修成《孙膑兵法》。同样，他自己也是因为受到惨绝人寰的宫刑，才愤而创作出照耀千古的皇皇大著《史记》。这些中华文明的珍珠，无不与生命个体的痛切体验有关，包括诗人杜甫，包括剧作家汤显祖，包括小说家曹雪芹，无不与身世家世的兴衰颓败有关。这样说，是不是文明成果的产生，非要其创造者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才能为之?从人类历史长河看，从中华文明的演进史看，这个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随着文明进程的改变，“膑脚”“宫刑”这些肉体酷刑也许一去不复返了，但精神心灵的酷刑永远不会在人类生活中消失，人类必然还将诞生更加伟大的灵魂，还会孕育出更加闪亮的珍珠，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问题是，生命塔尖上的人物毕竟是少之又少的，我们常态的文化建设如宝塔底座一样，要有远远宽博于塔尖的体量，才能保证塔尖的高度。这个宽博体量不是泥沙俱下的胡乱扎堆，不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幻泡沫，不是技术翻新的花里胡哨，也不是金钱堆砌的空壳鲜亮，而是紧抠着大地的生命匍匐、根须深厚的脐带相连，是可以赖以负重的基石底座，是能够引体向上的坚实骨骼。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生长出优质的文化果实，从而做出这个时代应有的贡献。如果这个时代的文化在整个生长过程中，都受虚浮肿胀、技术至上、娱乐至死、乱炒剩饭、政绩工程、唯洋是从等乱象搅扰，那么，这个时代对民族文化的历史贡献就是堪忧的。
文化建设有特殊性，但也与其他建设有很大的共性，那就是需要尊重其自身的生长规律。最基本的是要让它的内在精神挺拔张扬起来，这与建设一座物理楼体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首先必须让它有安全矗立的能力。文化楼体很多是无形的，但在人的心灵上却是有形的，把这座楼盖垮了、盖倒了，其破坏性会比一座实体建筑的倒塌更加久远。因此，文化建设不是虚幻的，不是可以随意捏圆捏方捏扁的，它需要更加科学、精细的建设蓝图与施工耐心，因为它是更加真切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生命活性建设。
社会管理者应成为创造者、引领者
文化建设是一个时代的联动行为，仅靠从事文化工作的主体，进行“千里走单骑”式地攻克、跃进，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建设，是社会和平稳定、能够持续追求美好生活时的整体精神诉求，在战乱频仍、专制横行、瘟疫灾祸连连时，文化建设只能是少量文化萤火在风雨飘摇中的艰难拨亮，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繁荣兴盛。当然，和平稳定时期的文化精神诉求，也会出现平庸、实用甚或沉渣乱泛的不堪局面。因此，和平时期的文化建设应在厚纳与包容的基础上，加以有效的引领。这个引领不是简单的生拉硬拽，而是按照文化生成规律，进行有历史久远眼光的精神牵引，在适度消费后最终能提纯、凝结出民族精神文化积存。这种牵引更需要上下联动，尤其是社会管理层应自觉成为文化创造者、引领者。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社会管理者从来就是文化建设的引领者，提炼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华文化精髓的范仲淹，本身是政治家、军事家。写出《离骚》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兼管内政外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结晶，使他成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唐代的元稹、张九龄、韦庄、高适、王维、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杜牧、岑参、刘长卿等，都是刺史以上的官阶，也都更因不朽的诗名流芳千古。包括“诗圣”杜甫，也担任过社会管理角色。写过“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县令郑板桥在去官时，甚至“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他是从内心打通了政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人，为民族文化长廊留下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当然，中国古代诸多官员对文化创造的参与深度，与科举制度将一流的知识分子“尽入彀中”地吸纳进了社会管理层有关，但同时，也与“知行合一”的士人道统追求深切相关，他们都在努力雕塑着自己“立功、立德、立言”的全面人格形象，因此，他们不可能是文化创造的自甘“不懂”者、旁观者，甚或胡乱扬鞭者，他们本身就是这个舞台上的“翩翩起舞”者。明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于谦，在奉调进京赴任时，有人劝他，不带金玉，带点绢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土特产”总是可以的，他仰天大笑后，赋诗明志曰：“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碍阎罗话短长。”由此，“两袖清风”便成为做官的最高境界。于谦还有一首《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史称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并与岳飞、张煌言共称“西湖三杰”。倘若于谦没有留下这些诗句，他的影响力可能会大打折扣，正是“清风两袖朝天去”与“留得清白在人间”的文化创造，使一个民族英雄的个体精魂，化成了映照千秋的浩荡精神长风。
优秀社会管理者的优秀文化创造，不仅具有颇大的感召力，对自己也是一种警示与鞭策。常怀羞恶之心，常念圣贤之德，吟诵出来并传播天下是一种精神升华，更是一种生命宣示。社会管理者应该有投身创造文化的自觉，这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如果庞大的社会管理层，普遍认为文化创造是从业人员的事，自身不走心、不投入，也没有能耐投入，那么这个文化自信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只有层层引领者普遍建立起“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化人、从我化起”的生命信仰，才可能真正形成文化中国的建设场。
文化是标签，文化更是生命的基本质地。无论在哪个舞台上行走，起支撑作用的都是文化。文化中的精神因子与文化中的价值观，是文化的统率。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的身上具备了这两样东西，就有了体统，有了风格，有了魅力。当然，如果是野蛮的精神因子，是“唯我独享”“唯我独霸”的价值观，那么也会形成相反的生命体统与风格，人们或许被其恫吓，但背过身，还都是要嗤之以鼻的。文化、文明的前提是温厚、润泽，彼此间舒适、尊重、通达、互惠，一旦形成强势对弱势的恐吓、弹压、挤兑，那么这种文化形态就是需要再文化的。一些国家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正确、最人道的文化是他们的文化，其他文化都是需要被同化、被改造，甚至被剪除的。可悲的是，我们自己也曾盲从或短视，让我们的文化坐标一度摇摆不定。
中华文化的本质是利他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是谦逊、包容的，是讲义务、讲责任、讲担当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生存务必需要“利他”基础这一点的不息歌唱。当然，在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冲撞”期，我们的自信除了持守，还需要吸纳与应变，只是不能失了自己的骨架、血型、DNA。吸纳不是唯洋马首是瞻，不是自我放逐与矮化，世间万事万物唯有敢于并善于蓄涵接纳者，才能像老子说的那样：“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文化之事，一切的一切，都在于要走心。它不同于酒肉只穿肠而过，文化是要从人的内心、血脉里流淌循环起来，才能外化为行为范式的。今天的文化建设更应呼唤走心的文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化，而不是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大轰大嗡的“闹而不文不化”。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建设时期，各种欲望的不断攀升对精神心灵的压榨还将加剧，实现高度文明的使命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考验。努力在人的心灵中建构起正确的价值信仰，凝结起以中华文化为基石的中国精神，当是应对挑战与考验最基础的工程。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精神价值寻根，是一个民族的“长征路”，更是一个走向现代的国家用更加开阔的胸襟，重塑自己独特精神面貌的一次再出发。我们曾经走过五千年，路径明晰，世界历史的参照系也历历在目，长短有据。从这个基点上走起，相信未来我们会行进得更加阔步、稳健、自觉、自信。
(作者为陕西省行政学院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