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迷思：反对私有制与提倡计划经济
近几年来，在对民国知识分子研究中，许多学者更多强调的是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从这个角度出发，学者多强调过去知识分子的历史先见，通过对他们思想资源的发掘来温故知新，进而希望对当下我们这个时代有所借鉴。
然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存在不少的理论盲点与思想迷思。梁漱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漱溟民国时期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对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建设依然具有借鉴作用，同时，在乡村建设中，他的两种主张则是值得重新思考与反省。
其一，梁漱溟积极主张土地公有制。五四时期的梁漱溟，受到苏俄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一直坚定的支持土地公有制。20岁时，梁漱溟在翻拣家中旧书时发现了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这本书影响了他对私有财产的看法，他曾写道：
此书当时已显陈旧，内容亦无深刻理论。不过其中有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却印入我心，我即不断地来思索这个问题。……终至引我到反对私有财产的路上，而且激烈的反对，好像忍耐不得。
后来，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土地公有制也还是他的基本主张。在梁漱溟自述文录《我生有涯愿无尽》中，他曾说道：
人类日趋于下流与衰败，是何等可惊可惧的事！教育家挽救不了；卫生家挽救不了；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挽救不了。什么政治家、法律家更不用说。拔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之间生存竞争……
在梁漱溟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将最终导致人们欲望的膨胀，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为了追求梦想中的人人平等，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由于梁漱溟青睐土地公有制，因此在经济制度的选择上，梁漱溟主张实施计划经济，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制度“必赖国家权力居上之意识的选择、计划、调度、主持而进行焉”。
抗战末期，张澜、梁漱溟、罗隆基等人组建民盟。民盟的纲领中依然坚持土地公有制。然而，加入民盟的农学家董时进坚决不同意这一主张。在董时进看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将农民的土地公有是不尊重农民的私有产权，而没有了私有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将会大打折扣，最终导致的是农民的普遍贫困。
而且，在董时进看来，土地公有制的背后其实是国家所有制，而当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控制时，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必须听命于国家，个人的自由将化为乌有，失去土地的公民最终将成为国家的奴隶。
为此，董时进退出民盟，自己组织中国农民党，坚持土地私有制的主张。1950年，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董时进还曾上书毛泽东，结果遭到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批判。
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说出了那个时代农民的遭遇。在梁漱溟看来，当时农民之所以生活艰苦没有饭吃，是因为中共的工作重心不在乡村而在城市，因此他希望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赢得大陆的党要将重心转移，要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梁漱溟对于当时农民问题的看法并没有说到本质上。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能保证。梁漱溟立志乡村建设，关注农民的生存境遇，却主张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收归国有，并由此实行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实施恰恰导致了农民的普遍贫困。立志使农民富裕但思想逻辑的结果却是农民的普遍贫穷，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上的南辕北辙之处。
在《谈宪政问题》中，梁漱溟曾明确写道“乡村运动就是我的宪政运动”。他希望通过乡村自治的方式来推行宪政。在梁漱溟看来，中国要实施民主宪政，当以农村为起点，通过乡村民主实验的推广，自下而上地实现民主。一言以蔽之，宪政之路也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梁漱溟的这种主张，遭到了胡适、张佛泉等人的反对。胡适、张佛泉认为民主宪政的实施应该从较发达的城市入手，在此基础上，逐渐向农村发展。他们看来，民主宪政的实施固然不能以人民素质低下为借口，但民众素质的高低却可以影响民主的质量。一般而言，民众的素质越高，民主的质量才越可靠。毫无疑问，在城市中，不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公民素质，都远远优于乡村。因此民主宪政应先从城市入手，应从聚集知识分子的大学校园入手。
对此，民国知识分子张佛泉在《我们要怎样开始宪政》一文中曾明确写道：
从地方自治，县自治，其尤甚者乡村自治，起始的宪政，也是错误的发端。……我们以为宪政应从城市中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人起始。……有的抛弃了占在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到乡下去从发动老百姓做起，美其名曰自下而上，因之亦以为是最彻底的改革，可谓不通已极。
现在重新审视梁漱溟与张佛泉的论争，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和张佛泉的眼界更高，也更符合常识。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这个时代，与其将精力放在乡村民主、基层民主，不如将眼光投放到城市民主与校园民主这一层面。
法治卓见：依法治国的坚定捍卫者
如果说梁漱溟在土地与宪政这两个层面的思考有所缺失的话，那么梁漱溟在法治层面的论述则让人佩服之至，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五四与“文革”的反思上。
在五四学生运动中，舆论对学生一边倒的叫好声淹没了学生的罪行。不论是火烧私人住宅还是砸毁路边的私人汽车，都是侵犯别人私有产权的犯罪行为，此外学生使用暴力打人也毫无疑问是犯罪行为。然而，由于学生占据了爱国这一道德制高点，似乎在爱国名义下所犯的罪行就不是罪行，反而成为历史功绩了。
对此，在1919年5月18日的《国民公报》上，梁漱溟发表了《论学生事件》一文。文中，梁漱溟写道：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养成的。
这里梁漱溟看到了历史的死循环。在面对专制时，最痛快最省力的解决方式无异于用专制来对抗专制，可是，当我们赢了的时候，我们本身就会成为新的专制，反抗手段的专制必然带来统治行为本身的专制。
可惜，最终那些违法犯罪的学生并没有接受审判，反而成为了时代英雄，这是一次典型的破坏法治的行为。
如果说五四与“文革”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于法治的践踏与对私有产权的不尊重。当国家主席刘少奇拿出宪法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都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那确实是一个和尚打伞的时代了。而在这样的时代里，梁漱溟依然坚决捍卫法治。
面对1970年代的宪法草案，梁漱溟的看法是：“制定宪法，目的是为了限制个人权力的滥用无度，一部宪法，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公民，人人必须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如果把哪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违背了制定宪法的宗旨，宪法执行起来就不可能完善，不可能彻底。”“文革”刚结束，当许多人对“文革”灾难还没有清醒认识的时候，梁漱溟又说出了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话，在1978年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曾说：“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往后即使有人习惯搞人治，困难将会大得多……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
可以说，从五四时期的翩翩少年，到“文革”结束时的谔谔之士，梁漱溟都是法治的坚守者与捍卫者。从1919年到1979年，一甲子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但梁漱溟对于法治的信念则是一以贯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梁漱溟无愧于捍卫常识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