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过去。笔者近期对15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所作的深度访谈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当请作家们对作家群体在社会各阶层中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进行估计时，他们普遍认为作家处于社会整体结构的中间甚至更低的位置。这与传统观点中作家属于精英阶层的印象相悖。据作家们自己的分析，在以发达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多元社会中，文学不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实属正常。在一个开放、成熟的常态社会中，文学本就不应该引发20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狂热。
文学不再有轰动效应了。不仅在中国，全世界也大抵如此。也许近期还会出现和《人民的名义》一样畅销的小说，也许莫言之后很快又会有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但引起大众关注的不再是文学本身，而是反腐、诺奖这些热点话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靠文学博取眼球和点击量无异于缘木求鱼。文学本应具有更重要的社会价值。
中国文学自古就重视社会价值。无论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还是“文以贯道”“文以载道”，都凸显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公共属性。在中国古代的儒家士大夫眼里，文学所要载的“道”，一方面固然有三纲五常的封建宗法糟粕，另一方面也有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品格。摒除掉封建糟粕，这种被李泽厚概括为“关心国事民瘼、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既是今天我们要传承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重塑中国文学社会价值的起点。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社会价值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写作是为了什么?历史地看，自上而下的斗争、规训、教化功用逐渐淡化，审美的自我表达、感情的自由抒发、人性的自觉张扬逐渐成为主流。但这并非意味着写作只是为了自娱自乐。公共性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品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文学要“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在当代中国，写作要实现用独特的文字表达自己与为人民而写作之间的内在统一。文学的公共性是二者的结合点。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果丢失了公共性，文学不过是一种不那么好的谋生或者娱乐手段而已。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批判有些人“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就是忽视公共性的写作者真实的写照。
文学对社会的影响未必是直接地介入，更有可能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长期效果。作家们普遍认为，对当下的中国，文学的社会作用比较弱，要想通过文学作品对社会思潮以及各项政策产生影响非常困难。但不少作家对自己的写作能够产生长期的、潜在的社会影响持乐观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不是聚光灯，而是远处的一道微光;作家不是布道者，而是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灵魂的食物，在无人关注的状态下也要继续饥饿表演。我相信，伟大的作家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文学照亮了什么?我们的生活在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在精神上却可以说是较为贫乏，审美和爱成为一种相对稀缺品。文学不能治愈这个社会的症结，但可以为我们的世界提供审美和爱的可能性。有一天，我听到李健唱的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被感动得不断循环播放，整整听了一下午。“知乎”上关于这首歌有一个回答获得了2000多个赞，其中在谈到对原歌词的改动时说：“简直就是文学性的改动，以诗和诗的风雅……这种爱让我们每个人都生出了坚强和勇气，去面对每个时代自己的不安和困境。”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流行音乐是这个时代的聚光灯。但艰难的、普通的、无聊的生活只有通过文学的微光，才能抵达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位，给我们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享受。文学就是这样唤起我们正在丧失的审美和爱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