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民本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民本思想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大禹的孙子太康无道，被有穷、后羿抓起来废了。太康的五个弟弟作《五子之歌》述大禹之训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天下百姓都比我强，一人失误多次，民怨难道要明显了才发现?应当防患于未然。我面对亿万人民，恐惧得像用腐朽绳索驾驭六匹马，做君王的怎么能不敬畏?这是首次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大禹不仅提出了民本思想，并且也在治国中践行民本思想。周公总结商亡的教训，主张“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实施“德治”。《尚书·康诰》的许多记载表明，周公深知殷商之鉴，努力安民保民、实施“德政”。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对待人民的态度是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所论形成了初步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如“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孔子、孟子、荀子都认为统治者只有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因此必须爱民、顺民、安民、利民。齐宣王攻克燕国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燕国。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燕民不悦，则勿取。”他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为前提，为儒家民本思想定下了基调。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与古希腊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都有重视人的意思。不过，古希腊从苏格拉底开始兴盛起来的人本主义思想中的“人”并不包括自由人之外的奴隶，所以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比起西方奴隶制度下形成的人本主义思想更加具体、更加具有人情味，尽管不免有其蒙蔽性。
西汉政治思想家贾谊总结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民本思想。贾谊深入阐述了人民的重要性，总结出人民是国家兴衰成败根本的结论，完善了民本思想体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指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这就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唐代柳宗元在“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高峰。他认为，当官者是人民的仆役，是要为人民办事的。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历代开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具体化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畏民重民，尊重和敬畏人民。孔子提出：“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唐太宗李世民专门写了《民可畏论》。民本思想强调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均取决于人民。二是知民得心，体察民情民意。《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总结了夏桀、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失其民心。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三是爱民恤民，体恤爱护人民群众。孔子主张“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宋代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四是忧民利民，关心人民疾苦，为民谋利益。《孟子·梁惠王下》中最早提出“忧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历朝历代流传下来许多忧国忧民的文辞诗歌，如“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深深蕴藏于士大夫心间。五是富民强国，使人民富裕、国家强大。《论语·颜渊》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民富才能国强，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总结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广大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居乐业，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等繁荣时期。但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也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比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而提出的，更多的是从农民起义、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教训中不得已而总结出来的。它主要是一种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驭民”“牧民”“治民”的权术，是以“君权至上”“以君为本”“官本位”为前提的王道、仁政和德治，实质上只是一种开明的统治策略。再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并不尊重人民群众的个体价值与权利，不可能赋予人民政治权利。人民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能当家作主，没有任何政治保障，只不过是君王的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尽管如此，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民贵君轻”“平政爱民”“富民强国”“重民保民”“恤民忧民”等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