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面临西方文明冲击的中国古典学术，也正面临“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的危机，于是“发明”了“国学”这一意义与范畴都难以说清，却标榜中国古典文化之优越，而加以理想化塑造的概念，难道不正是这么一种“传统的发明”吗？
“国学”一词，近年来早已深入人心，高校里有“国学院”，社会上有“国学班”，还有林林总总的“国学讲座”、“国学论坛”，并以“国学大师”之桂冠加封了无数已故或尚在的人文学者。总之，通过种种渠道的渲染和推波助澜，“国学”在国人心目中已无形中衍生出了“高大上”的神圣光环，举凡天人合一、穷理尽性、克己复礼等“形而上之道”，乃至于阴阳五行、堪舆术数、气功养生等“形而下之器”，一往而无非“国学”。——虽然，学界似乎一直还没能清楚地界定“国学”的内涵与外延，不过在其许多鼓吹者看来，似乎这都无关紧要，用周予同先生的话来说，也就是置古代学术的汉宋、经史等分野而不顾，“只觉得一个完美无缺的所谓国粹也者在面前发毫光”。
早在1911年，王国维在其《<国学丛刊>序》一文中已道出世界学术之精义：“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克实而言也正是如此，中国古典人文研究中的“考据、辞章、义理”固非华夏独有，而西方学术分科的“文法理工农医”，在所谓“国学”中，亦无不有其对应的成分。哪怕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引以为豪的“穷理尽性”之“境界功夫”之类，也未必就是“中国特色”——“西方中世纪的哲学也是大讲安身立命的，他们也要囊括宇宙，统贯天人以成圣成贤为目标”(任继愈《朱熹与宗教》)。故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实在是一句明智的老实话。
从语源上考察，“国学”一词起源于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是与彼时兴起的研究西方学术的“兰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事实上，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幕府后期，日语中已经有了“国学者”这一名词，强调日本学术的主体性。可以看出，这个名词在其建立之际，便是因域外文化的冲击，自划疆域，生怕在世界学术的“普遍性”中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钱穆谓其“为一时代的名词”，盖在于此。
20世纪初，“国学”一词始盛行于中国，也基于同样的文化环境。1923年，顾实在《国学研究会演讲录序》中已然指出：“海禁洞开，外患荐至，精神文明失其抗拒力，物质文明闯入而横行。于是复有‘中文’‘西文’‘中学’‘西学’相对抗之名词。最近国家观念普及于人人，凡若‘国文’‘国乐’‘国技’‘国粹’‘国故’‘国货’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不胫而走，有口皆碑。而‘国学’一名词亦哇哇堕地以产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化在晚清民初面临西方现代文明冲击所受到的刺激与反应，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曾做过一个颇为形象有趣的描述：
“打破了二千年来儒教独尊的诸子学、佛教乃至其他东西一齐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这正是以堂皇的阵容和传统自负的中国之‘学’，在攻进来的欧洲学术、思想面前不愿屈服，动员和集结了所有能够动员的‘学术’部队，试图进行的彻底抵抗和最后决战，实乃一个壮观而豪华场面。”(《中国思想史研究》，373页)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这一为应付西学冲击的最大范围集结的“学术部队”，事实上就是所谓时人所预设的“国学”之范畴，否则便难以说明，何以在近现代，传统儒家们谓之“异端”的佛老杨墨之学，也被堂而皇之地视为“国学”的一部分了。无论过去这些学派之间有过什么恩怨和矛盾，甚至吵得不可开交，也终以“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的面貌出而现世。
回顾中国之古典学术史，有儒墨、儒法之争，有汉宋之争，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更有儒释道三教之间长达两千年断断续续的此消彼长，几乎没见过有什么消停的时候。“国学者”们那些心中不言自明的前提，“精神文明世界第一”啦、“礼法道德盛于全球”啦、“圆融和谐可纠时弊”啦……但我们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宗法专制社会中的主奴意识，乃至于溺杀女婴、买卖妻子、拜鬼求神等社会风俗，深感那些将国学理想化的诠释实在是有点于史难征。——叠加了这些内涵的“国学”与真实的中国古典文化，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读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等编撰的《传统的发明》一书，其中的理念对我们应有所启发。
霍布斯鲍姆等通过研究当代英国所盛行的一些标榜为“传统”的仪式和风俗，却发现它们的形成相当晚近，多数都是在1870到1914年的一段时间内被“大规模生产”出来。由于这段时期经济发展与政治环境变化急剧，所以“全新的或是虽然陈旧但也已发生显著转变的社会团体、坏境和社会背景呼唤新的发明，以确保或是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建构社会关系。”(P300)这些因“托古改制”而发明出来的“传统”包括教育制度、公共仪式、公共纪念碑等诸多领域。霍布斯鲍姆敏锐地察觉到：
“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因此，由于有意识地使自己反对传统、支持彻底改革，强调社会变革的19世纪自由意识形态就未能提供以往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和权威纽带，而是产生了需要由发明实践填补的空隙。”(p9)
在近代面临西方文明冲击的中国古典学术，也正面临“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的危机，于是“发明”了“国学”这一意义与范畴都难以说清，却标榜中国古典文化之优越，而加以理想化塑造的概念，难道不正是这么一种“传统的发明”吗？——当然，我们不否认，中国古典文化中蕴含许许多多富有现代意义的优秀思想成分，但其中情况复杂，精华与糟粕互见，笼统称之以“国学”而过分理想化之举，应予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