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讲一个临时想到的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然后再谈我准备的发言。
首先我认为宪政发展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主要讲三点理由：
第一点，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宪政是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游戏规则的产物，这种游戏规则是在多元社会里、在自治的社会组织当中逐渐发展演变过来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先人或者贤人理性的设计，而是一个经验的产物，它适应了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一种彼此之间的协调。因此，公民社会才是宪政民主的基础，公民社会是培育宪政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大学校。正是在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公民社会之间以及公民社会内部，人们学到了沟通的办法、妥协的办法，彼此交换利益的办法，以及遵守规则的办法。这种意识积累下来就是一种民主宪政所需要的特定类型的政治文化。如果我们把西方现有的以宪政为基础的那一套制度当做一个普世性的制度简单地移植到中国，以为移植了这套制度就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宪政万能论，也可以说是一种西式的宪政教条主义。尽管宪政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把西方那一套宪政制度简单当做一个好制度拿到中国来，那么就意味着要把三权分立、多党民主、多党政治、多党竞争的制度统统打包进入中国的宪政制度当中来，可是这个结果会怎样呢？实际上因为中国社会内部不存在支持公民社会的条件，也没有公民社会所培育的政治文化，这种移植而来的宪政制度本身就难以运作。
第二点，从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凭浪漫主义激情建不成宪政。辛亥革命以后所建立的那种宪政民主是一种比法国还要先进的一种宪政民主制度，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了北洋军阀混战。旧的专制体制被打碎了，新的宪政民主制度又缺乏它的条件建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脱序现象。另外，这种制度实际上也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弹，最后也难以推行下去。
因此我认为第三点就是要推行中国的宪政民主，应该是采取渐进的发展原则，根据公民社会发育的程度，根据公民社会所培育的中国人的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程度，步步为营地、渐进地、分阶段地推进宪政民主，同时也发挥中国人在宪政民主方面的创造能力，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宪政政治。我认为，宪政社会主义正在做这样的努力，既不迷信洋教条，也不迷信土教条，而是在重视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建设宪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结合点。你可以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这种学术努力在今天尤其值得尊重和重视。因此我认为应该是通过稳中求进的方式，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步步为营、循序渐进，以稳扎稳打的方式逐渐推进宪政民主，不要让宪政民主问题成为我们现代化发展当中出现的一个新的障碍。
下面我要谈的就是我的一个主题，我要讲的主题是中国现代化或者中国的改革是否能越过三重障碍。
第一重障碍是指激进和保守两极对抗和互动所形成的陷阱--我称之为“卡夫丁陷阱”。一般说来极权国家、低度政治参与的国家，由于缺乏参与的有效渠道，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激烈化，一般会陷入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情况，改革的政治精英将会推动出现一个政策的宽松期，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时期。但这种改革开放期或者改革宽松期出现以后，一般说来从19世纪以来或者更早，从世界历史的潮流和中国的历史来看，都出现了毫无例外的激进思潮的亢奋期，这种亢奋期的出现往往和人们比较高的政治期待有关，而这种政治期待一旦受到挫折就会出现革命。政治亢奋和政治参与的井喷就会使得改革政治精英担心发生连锁反应，为了旧体制的稳定，也为了保持本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往往采取镇压的做法，镇压以后又引起了悲情和更加剧烈的反弹，甚至引起社会中坚阶层对激进派的广泛同情，激进派于是会获得某种话语权，然后又会出现体制内的强硬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恶性互动，恶性互动以后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出现统治阶层的全面的收缩和倒退，要么出现革命。在第一种情况下，改革者变成了强硬派和保守派，在第二种情况下，体制内的改革派也相应的激进化，这种激进主义和体制外的激进主义相互合流，形成了旧体制的崩盘，崩盘的结果就是所谓的革命，这种革命又同样造成社会的大灾难。所以一般说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恶性循环，是所有集权国家改革所难以避免的卡夫丁陷阱。
中国是不是能够有效解脱卡夫丁陷阱，要靠全民的智慧，不但需要改革者的胆识，也需要我们所有政治参与者包括民众和知识分子的一种负责的理性态度和一种务实的理性思考。只有靠双方的负责态度和务实理性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把社会当中的那种反抗运动变成一种有利的理性建设性的运动，才能使反抗运动形成一种我们所说的正能量，否则的话就会陷入到卡夫丁陷阱当中。
我们从历史上看，“六四事件”的不幸发生是发生在中国的第一次卡夫丁现象。我们现在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国迎来了一个很不容易才获得的难得的改革的新的机会，我们的执政党通过十年轮换制，一批新的政治精英进入了政治的最高层，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愿望和思想，李克强同志提到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以及不改革可以不犯错误，但是要负历史责任，都显示出我们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人有相当强的改革意愿。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能够避免卡夫丁陷阱呢？我看不见得，所以在今天这个特殊条件下，在十八大召开的一个多月以后，我们今天开这个宪政社会主义的研讨会，再次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就特别觉得这个问题要特别引起注意。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需要当政者对“宪政”等概念脱敏，就是要用常识来思考问题，要意识到社会上各种声音是多元的，不要对多元的声音做出过度的反应，对于亢奋的激进思潮要有同情的理解，要有定力，要有政治家的智慧，同时要意识到整个社会经过三十四年的改革，随着温和的多数派和社会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加，现在的情况和三十四年以前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我觉得应该用一种常态的思维来思考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上的各种抗争运动，要不断通过新的改革措施来吸引中间派和广大群众，避免整个社会向激进化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特别强调中道理性的重要性，中国只有通过中道理性，通过先治标后治本的方式，通过不断地走小步、不断试错、不断建设宪政的方式，逐渐摆脱卡夫丁陷阱对我们所造成的障碍。
第二个困境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陷阱。一般来说，后发展国家如果历史上受到过屈辱，后来经济上得到了繁荣，然后又突然陷入了经济危机，那么就很有可能出现国家主义的思潮。如果这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事件和一些国际争端，那么就更有可能出现矛头对外的国家主义思潮。日本和德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实际是国家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中国是不是能够完全避免这种可能性？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从历史的情况来看，我们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客观来看，在社会上，存在着出现极端国家主义思潮的各种条件，首先我们曾经是经历过屈辱历史的国家，其次我们经济得到了三十四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逐渐出现一种经济的箫条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派有可能变成法西斯主义者。在体制内，我们也有一些受到极端思想影响的人逐渐会出来鼓吹各种极端思想和国家主义思潮。我们对这种极端思潮应该予以充分的防范，对于如何才能避免掉进大国沙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陷阱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相当的注意。
第三个陷阱就是我们在经济发展当中是不是能够有序的、逐渐的摆脱原有的大跃进的思维。我们是有过计划经济的历史惯性的国家，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对我们整个民族都有非常深的影响，包括对技术官僚。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对于改革可能会产生一种大跃进式的顶层设计，而大跃进式的顶层设计到最后结果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否能避免那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的影响，我认为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要避免这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经验的尝试，要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创造力，通过创造性的尝试，小规模的创造性的尝试积累的经验，逐渐铺开，这种改革试点的方式和方向性的顶层设计相结合，才能够避免我们那种大跃进思维所造成的新的困惑。
总之，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需要我们在克服卡夫丁陷阱，克服国家主义陷阱，克服大跃进思维的陷阱这些方面要建立起真正的社会共识，渐进有序地推进宪政建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护好来之不易的改革机会和改革环境，充分调动有利于推进改革的积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