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化”是文学作品传播接受的重要环节。从历时层面看，“经典化”问题参与了新诗的发生与发展进程。在手机、电脑、无线网络、数字技术等新媒体的不断影响下，当下的诗歌创作已不再仅仅拘囿于“诗歌”范畴，而被抛入新媒体所形成的多元文化空间之内。诗歌不再只是通过传统的文学史书写来实现其“经典化”，诗歌创作的复杂性也与日俱增。比如围绕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以下简称“诗歌奖”)的获奖作品便形成了由诗评家、诗歌史写作者、新闻媒体等因素所组构的“经典化”阐释空间，其中既包括文学层面的有关奖项评选及其价值讨论，也包含媒介层面的获奖作品传播及其效力思考，同时还蕴含对当下诗歌写作存在问题的反思。
“诗歌奖”与经典新标准
从根本上说，第七届“诗歌奖”的评选本身包含着评选者对2014—2017年间经典诗歌的自觉认知。从“诗歌奖”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与21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几乎同步进行(自第三届起，“诗歌奖”开始面向21世纪之后的诗歌创作)，也因此具备了见证与形塑当前诗歌经典的可能性。从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来看，当前诗歌经典的评选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运用古典思维与传统意识。就当前大众的阅读兴趣与接受习惯而言，“古典”与“传统”占据主要位置，这表现为《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热播及“国学热”等现象。在此情形下，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所运用的古典思维与传统意识，有效契合了当前大众的阅读期待，具备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如汤养宗的《在人间》中频繁出现杜甫、李白、李煜等古代诗人，及魏晋、唐代、清朝等历史时期，即代表“古典”的诗学范畴。汤养宗选择与之进行对话，在汲取古典诗学营养的同时，也将个体写作建构在传统的诗学意识之上。于是，这里的“古典”与“传统”便不仅仅是诗歌的对象物，而成为诗人创作的出发点与思维方式，从而帮助作者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来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与汤养宗相比，陈先发的《九章》也具备这种古典思维与传统意蕴。该诗集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形式层面的“九章”结构。正如颁奖词所言：“陈先发的诗集《九章》具有结构上的整体性，在浓郁的现代感性中融合了格物致知的古典眼光。”尤其在“秋兴九章”“茅山格物九章”“敬亭假托兼怀谢眺九章”“入洞庭九章”等部分中，陈先发借助古典的“九章”结构，充分表达了自身对生存、死亡等问题的思考，对自然物及其品性的描摹，及对古代贤者的怀想等，具备强烈的古典韵味。
第二，关注并反思社会问题。“诗歌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新诗发生初期便存在，并始终伴随着新诗的发展进程。今天，以“城乡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新问题受到诗人的普遍关注。在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中，很多诗人对此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为诗歌赢取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之符合“经典”的标准。
杜涯的诗集《落日与朝霞》书写诗人对乡村的深刻情感。作者以此为根基，在对“时间”和“季节”的深刻体悟中，拓展自身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如《岁末诗》《团结湖路的改造》《挖煤工》等诗，诗人将目光聚焦在普通百姓身上，以叙事性笔法展现其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反思。张执浩的诗集《高原上的野花》中也有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杜涯的直接审视相比，张执浩采取“回环”的方式，在城市与乡村的“循环复现”中揭示城市的“隐痛”。而胡弦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则隐含在他对城市的“衰老”想象中，如《老街》《老城区》等诗。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老”既带有时间层面的“衰老”意味，同时又是诗人在精神层面营造的“暮晚”空间。
第三，注重自我精确剖析。当前生活的“快节奏”状态，使现代人常常迷失自我。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与“自我”交谈的可能性。诗人自我剖析在以往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但受当前社会文化语境多元性与复杂性的影响，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的自我剖析仍具备独特价值，尤其包含了诗人对诗歌经典的期待。
诗人张执浩将自我融入他所创造的特殊“音色”与“音域”之内，并加入“修辞”的维度，无论是命运之“我”(《自画像》)，还是身体之“我”(《身体学》)，抑或是拥有着“逆流和朔风”的“我”，均带给读者自我剖析的力量。胡弦的诗集《沙漏》将“自我”包裹于“时间装置”之内，尤其在“葱茏”部分，无论时间以何种状态出现(“快与慢”“生与死”等)，胡弦都将“自我”置于由时间熔铸的坚硬“砧板”之上，呈现自我剖析哲学。与前两者相比，杜涯的“自我”则带有强烈的性别意味，如《河流》《高处》《傍晚》等诗。这不仅是因为其女性诗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其文本中能捕捉到细腻与温暖的女性之“我”。从传播角度看，诗人对于“自我”的精确剖析契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使他们在感受到诗人“自我”的同时，也能与内心深处所隐藏的真实“自我”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独特的阅读期待。
经典化与创作新走向
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诗歌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诗歌奖”的设置与评选为诗歌(主要是新诗)的传播与影响提供了有利平台，也为当下诗歌创作的“经典化”创造了可能。与此同时，这种“经典”的形塑还折射出当下诗歌创作回溯传统的历史走向。
从主题方面看，描写大众日常生活、思考社会问题是获奖作品的重要内容。王东东认为，21世纪中国诗歌“呈现出关怀现实的社会主题，并在不断分化中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多元化视野”。(《21世纪中国新诗的主题、精神与风格》)这里的“社会主题”主要表现为诗人对现实的关怀，尤其当现实以“苦难”的面貌呈现在诗人面前时，他们对现实的描摹与再现会更为深刻，其作品也能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
杜涯、陈先发、张执浩等对农民、打工者现实命运与生存状况的关注与书写，既表达了诗人对写作对象的深沉关怀，也包含着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就诗歌的社会性而言，诗人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并再现，可以充分发挥诗歌对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能为作品的“经典化”创造必要条件。
此外，在审美趣味上，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还表现出对诗歌语言之综合性与表现力的重视。语言是诗歌写作最根本的要素，而新诗也是在语言变革中生成的。今天，新诗语言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渐趋成熟。因此，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在语言艺术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如汤养宗的《在人间》注重“对事物隐秘结构打开方式的综合运用，对字词的反复掂量”，胡弦的《沙漏》“善于在词与句的联系中发现精妙的诗意”等。获奖作品极富张力的语言特色，为当前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式参考。
内在限度与艺术新探索
不可否认，“诗歌奖”的设置与评选的确为当下诗歌创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经典的新准则。但需警惕的是，这种范例与准则很可能会对未来的诗歌创作带来局限。
首先，从评价机制方面来看，“诗歌奖”仅可作为相对完善的准入条件，但绝不是写作的唯一准则。尽管“诗歌奖”能以较为正式的形式为诗人确立基本的评价机制，但这种机制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在确定评委、选择评选对象等方面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倘若诗人的创作唯“诗歌奖”的评价是从，而不是从社会生活中发掘自身对现实生存、人类情感等问题的特殊体验，那么他们的诗歌便可能流于平淡。因此，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的文学价值虽然以奖项的方式得以确认，但诗人们同样需警惕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同质化、平面化等问题。换言之，汤养宗、杜涯、胡弦、陈先发、张执浩等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个人化的写作风格，但这种写作风格的诗学效力仍需经历时间的检验。
其次，从诗歌写作角度来说，“诗歌奖”构成了当下诗歌写作的“评价场”，诗人们很可能会依据该“评价场”所形成的规范来进行创作。与此同时，当前的诸多诗歌奖项也形成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不仅吸引诗人的目光，也左右着读者的选择和判断。因此，当创作者被“诗歌奖”的“话语导向”左右时，就会出现“为获奖而写作”的现象。这将对未来的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发展带来负面效应。
还需强调的是，“诗歌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诗人的认识和评价。当批评者的目光聚焦于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时，这些诗人的形象便通过其获奖作品得以呈现并被固化下来，这既影响了批评者对其写作历程的整体评价和把握，又影响了读者对其写作状况的全面认知。诗歌经典的形成不能只依靠奖项的获得来实现，它还要求写作者具有独立的创作个性和精神品格，及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写作技能。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七届“诗歌奖”获奖作品虽非以“经典”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但其艺术探索和尝试值得充分肯定，获奖诗人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努力突破自我，追求艺术新变，从而创作出更多的经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