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群‘乌合之众’，从来没有在镁光灯下朗诵过自己的诗歌，他们用家乡的方言，结结巴巴地背，有人居然还忘词看小抄。”吴晓波在朋友圈里写道，“他们用很不专业的姿态，反抗这个时代。”
2015年2月2日晚7点，在距离北京市区二三十公里的工人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新工人剧场，由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和诗人杨炼主持，举行了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会场是一个旧厂房，用简单的书架和版画布置，观众席是几条木头长凳。
“这一群‘乌合之众’，从来没有在镁光灯下朗诵过自己的诗歌，他们用家乡的方言，结结巴巴地背，有人居然还忘词看小抄。”吴晓波前一晚在朋友圈里写道，“他们用很不专业的姿态，反抗这个时代。”
绳子，原名许正先。18岁进入徐州的一家县级国营酒厂。目睹工厂倒闭之后，成千上万的工人衣食无着。有一个冬夜，一位无路可走的老工人从五层楼顶跳了下去。工友们发现，在纵身之前，他将楼顶的积雪都踩平了。从此他开始写诗。
“我直感，死去的人就是我，我能感觉到走到生存绝境的人冰冷的呼吸，由此我才能打开语言的通道，开始工厂的叙述”。
胜利油田的诗人马行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春节，他去了一个沙漠的油田。值班的工人回不了家，大年夜里，他们将鞭炮缠绕在自己身上并点燃。鞭炮“噼哩叭啦”炸响时，他们衣裳的碎片也被炸飞。马行说，他们需要一种激烈的疼痛感，一种与身体对抗的力量。或许这样能让他们找到一种存在感。他用诗歌描写存在感。
从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第一跳开始，接连13个打工青年跳楼，深深地震撼了深圳一家事业单位的临时工郭金牛。
“在我们老家，一个人死了，能惊动旁边好几个村子。但在这里，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没有人关注一个生命的消逝。”湖北人郭金牛操一口发音混沌的湖北普通话，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夹克，黑皮鞋擦得很亮。
“纸上还乡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这栋楼的701／占过一个床位／吃过东莞米粉”他写道。
许立志，90后诗人。是富士康跳楼工人中的一个。2010年9月30日14时，从美丽AAA大厦17层，24岁的许立志跳了下来，“像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他曾在诗里写到过死亡。
2014年3月，吴晓波是在偶然的机会看见秦晓宇一篇描写工人诗歌的文章——《共此诗歌时刻》，觉得非常意外：在当今中国仍有一批一线的劳动者，比如矿工、搬运工、保安、车床工乃至凉菜师傅在写诗，他们的诗歌描写的正是生活和劳动本身。
之后他给秦晓宇写信：“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是他们一直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然而，你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另外一面。”
随后他们一起策划了《工人诗典》这部诗集，收录了50余位工人的诗歌。
2015年2月2日，他们又将十余位打工诗人请到位于北京金盏乡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做一场“工人诗歌研讨会”，暨“工人诗歌朗诵会”。
同时被请来的，还有秦晓宇的朋友、诗人杨炼；北大新诗研究所的姜涛、唐晓渡；中央民族大学讲师、《新诗评论》主编冷霜；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慧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等。
当天的北京阴冷，孤独的诗人们在这里取暖、读诗，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
“对自己命运的诅咒表达”
2月2日一早，当一些国企老工人进到简陋的会场时，诗人郑小琼马上意识到，真正的工人来了，而自己只是一个农民工。
这让在场的研究者们很兴奋。这种鲜明的身份鸿沟，几乎能让人看到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如何从被颂扬的力量沦为社会的底层。
石油系统的马行，曾经当过八年的地质勘探工人，现在在某企业高校任教。他穿着白衬衫和浅蓝色夹克，白净的额头，正襟危坐，讲话自有节奏感，不疾不徐。在他的诗里，有不少类似于“如今的戈壁滩上有多少狼毒花，我就有多少逝去的青春和光阴”的句子。
评论家唐晓渡认为，石油系统素有“共和国长子”的政治身份，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因此马行的诗歌里虽然有作为人的卑微、渺小，但也承续了石油系统自身的精神传统，显示出石油工人开天辟地的自豪感。
事实上，这种自豪感在著名诗人舒婷、于坚、梁小斌的诗里也曾显现。他们也曾是毛泽东时代国营工厂的工人。
舒婷写过《流水线》，于坚写过《在烟囱下》、《赞美劳动》，梁小斌写过《节奏感》。
于坚的《在烟囱下》写道：“工厂的孩子们在烟囱下长成了大人／当了锻工／当了车钳工／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
诗歌里透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在诗人眼里，自我的生命价值与工厂、劳动，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
但在80后务工诗人郑小琼的《流水线》里，这种生命感却是缺失的：
“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他们来自何东或河西／她站着坐着／编号／蓝色的工衣／白色的工帽／手指头上工位／姓名是A234、A967、Q36……”
90后诗人许立志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则充满了人与机器、与劳动、与世界、与自我的对抗、挣扎：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消亡……”
评论家冷霜形容，他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有政治意识的新一代工人”，“描写城市化进程中的苦难、迷茫、找不到自我”，是“失去向上流动可能性的群体对自己命运的诅咒表达”。
诗歌公众性表达：讨薪的故事
对于诗歌的公众性表达，秦晓宇讲了一个故事。
在拍摄记录片《我的诗篇》时，他遇到一群来自河北的农民工，驻扎在北京使馆区附近的地下通道里讨薪。组织者是一名很有担当90后男生，长得很帅。讨薪队伍大概一百来人，也不闹事，但他们在地下通道里读诗——郑小琼的《跪着的讨薪者》。
“她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四个跪下的女工／她们目睹四个工友被保安拖走／她们目睹／一个女工的鞋子掉了／她们目睹另一个女工／挣扎时裤子破了／她们沉默地看着／下跪的四个女工被拖到远方／她们眼神里／没有悲伤／没有喜悦……她们目无表情地走进厂房”
秦晓宇认为，“一般来说，读诗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有点像表演节目一样，但他们是在开放的地下通道里，带着悲愤的、绝望的情绪朗读一首诗，这就超越了朗诵本身，其实是打开了诗歌朗诵、诗歌阅读的空间。”
出路在哪里？
诗人杨炼对工人诗歌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这些诗歌，是1949年以来，工人们第一次用自己原生的经验来写诗。在诗歌逐渐沦为一种专业技巧和孤芳自赏的成熟小游戏之时，工人诗歌以自己的独特生命体验，冲破了诗歌的惯性。”
诗人郑小琼是1980年生人，看上去有些敏感害羞，长发束起一部分，一部分散在肩头。柔弱如她喜欢惠特曼的诗，因其诗歌中“旺盛的生命力，真正的草根气息，如同猛兽般强健的气质”。问她如何评价自己的诗，她没有正面回答，“愿我的诗歌之胃能吞下一列奔跑的火车”，她说。
但有仍有许多人认为自己的诗写得粗糙，有待艺术上的提炼。著名口语诗人唐欣认为，这些工人诗歌给人的印象是“现实主义的，紧贴大地，可是诗歌的飞翔感似有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