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丁克”成为潮流，那么是不正常的。
要点1：中国经济中心即将西移：1，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的机遇将减弱：2，中国的人口和消费中心仍然在中西部，内需市场将给中西部带来机遇；3，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今后的劳动力比东部要丰沛：四是印度、东南亚、西亚、非洲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充满活力，将给中国的西部地区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要点2：东北生育率全国最低：1，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2，城镇化质量不高；3，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4，政府对计划生育抓的比较严；5，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婚育年龄晚，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高；
要点3：主流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屡测屡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而人口学家知识面狭隘，无法把握人口变化规律；二是他们普遍有一种爬蚤心态和鸵鸟心态他们用理论解释事实，当事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测后，他们不是根据事实去修正理论，而是削足适履，修正客观人口数据以使得数据符合他们的理论。
要点4：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率，峰值人口也只能勉强达到14亿，今后还将下降。中国人口是不可能达到15亿的。
要点5：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丁克”成为潮流，那么是不正常的。如果主流家庭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要点6：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turn），“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下一步就是停止计划生育。
错误人口数据会引导错误的政策制定，那为何主流人口学家为何屡测屡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日前在接受腾讯文化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以至后来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很难扭转。”人们对计划生育从原来一边倒的“支持”到后来逐渐开始质疑和思考的态度转变，易富贤表示喜闻乐见，这表明政府和人民都在不断反思和修正。对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发展方向，他也持有乐观态度。“2014年以来的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turn），本着‘稳中有进’的原则，不希望翻车。‘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下一步就是停止计划生育了。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以下为腾讯文化对易富贤独家专访内容，鉴于篇幅较长分为两篇，此为第二篇：
中国经济中心将西移？
腾讯文化：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提出，您指出人口问题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您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苏联时代的人口问题对当下的俄罗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1950年到1970年，美苏人口比例、经济比例基本保持稳定。1970年之后苏美两国人口比例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苏联和美国的人口比例在1970年为118.3%，这一比例缓慢降低到1980年的116.8%、1990年的115.3%；然后以1990年为转折，这一比例快速降低到1993年的111.9%、1995年的109.1%、2000年的102.3、2005年的96.5%。苏联和美国的15-64岁劳动力之比在1960年之前就开始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却稳定在115%；也是以1990年为转折点，这个比例下降到1993年的109.9%、2000年的102.9%、2005年的98.6%。人口均势被打破，也意味综合国力的均势被打破。俄罗斯的20-59岁劳动力在1985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始减少，到1990年跌到低谷，国力也跌到低谷，导致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当时美国的劳动力却仍然在增加。
究其原因，1940年之前俄罗斯的出生人口一直远远超过美国，但1940年后一直低于美国。1946年到1971年美国生育率平均为3.14，俄罗斯只有2.53。
腾讯文化：您曾呼吁中国人口政策要猛回头，不能慢慢游。这是否意味着您认为应当尽早全面废止计划生育？规避计划生育是否存在风险？
易富贤：我在2000年就呼吁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我当时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只能在1.8、1.9，今后还将下降，不存在人口膨胀问题，不存在风险。但是当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预测即便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2033年中国人口仍将达到15亿；而一些所谓的开明派人口学家也预测，全面二孩后总人口将超过16亿。
腾讯文化：作为人口学者，对于之前提出“中国经济中心西移”的说法，您的立论依据是什么？
易富贤：发达国家经济占全球比例在1960-2004年一直稳定在83%左右。当1979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面对的是社会发展水平超过中国大陆上百年的欧美国家和实力正在上升的日本、香港、台湾、韩国。中国的外贸、外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加上海运的廉价，使得中国经济中心一再东移。中国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10%上升到1985年的23%、1990年30%、2000年的39%、2006年的65%。加上海运便宜，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发展机遇，驱动内地劳动力涌入东南沿海。比如广东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从1982年的5.25%增加到2010年的9.33%，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从1980年的5.7%增加到2010年的10.5%。而中西部的劳动力却一直在外流。
我在2005年就判断，中国经济中心即将西移。这一判断在2008年变得非常清晰。我的依据有四：一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的机遇将减弱：二是中国的人口和消费中心仍然在中西部，内需市场将给中西部带来机遇；三是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今后的劳动力比东部要丰沛：四是印度、东南亚、西亚、非洲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充满活力，将给中国的西部地区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现在看来我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发达国家经济占全球比例从2004年的83%下降到2015年的67%，还将继续下降。由于发达国家给东南沿海的贸易机会减少，中国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65%的历史峰值，然后下降到2010年的49%、2015年的38%。东南沿海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在2006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比如广东、长三角（沪江浙）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2006年的11.42%、20.63%下降到2015年的10.06%、19.07%，今后还将下降。而中西部经济占全国比例却从2006年之后不断回升，比如川渝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8年的7.41%下降到2006年的5.41%，然后上升到2015年的6.33%，今后将达到8-10%。
腾讯文化：根据您的研究，中国当下人口问题最严重的是哪个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哪些？
易富贤：中国人口问题最严重的是东北。东北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后期就开始下降，1970年下降幅度也大于全国，1979年后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比全国早11年。1990年后中央和国家计生委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工作，推行一票否决制，全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剧降到1991年1.8、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而东北的生育率则从1990年的1.8下降到1991年的1.27、2000年的0.91、2010年的0.74。20-2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东北从1982年的10.0%下降到2010年的8.1%，到2030年将只有6.0%。由于劳动力减少和老化，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8年的14%下降到2000年的9.9%、2015年的8.0%，今后还将下降。
东北生育率全国最低，有下面一些原因：第一，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东北的城镇化率在1942年就达到23.8%，而全国只有10%左右。1975年，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为17.37%，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36.47%、32.34%、36.48%；在1990年全国为26.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50.9%、42.7%、47.2%；2010年全国为49.7%，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62.1%、53.4%、55.4%。东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就已经低于了更替水平。也就是说，1980年东北不但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应该采取措施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
第二，城镇化质量不高。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比重高，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比较困难。比如2000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810元，低于全国平均的6280元；2010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411元，低于全国平均的19109元。
第三，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南方很多地方有上千年、数百年的祖坟、宗祠，传统生育文化保留的比较好。而东北大多为移民后裔，传统文化根基浅。另外，由于是能力较强、敢于闯天下的移民后裔，相对来说，养儿防老的观念就弱一些。
第四，政府对计划生育抓的比较严；而东北体制内的人口比例高，一方面没有超生的条件，一方面也没有超生的意愿。
第五，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婚育年龄晚，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高。
第六，东北人因为是“共和国长子”，两代人对国家形成了过度的信赖，国家政策最容易深入人心。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东北民众已经完全习惯了一胎化政策，少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腾讯文化：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是错误的人口数据引导了错误的政策。根据您的研究，之前的人口数据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易富贤：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和生态中心主任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说，1966年后，俄罗斯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无法扭转。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关人士一直以“种种复杂的游戏”掩盖真相。1990年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至少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中国却反而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加上其他经济层面的原因，使得生育率跳跃性地从1990年的2.3降到1997年的1.4、2000年的1.22。2004年成立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将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预测即便继续一胎化，2033年总人口仍将达到15亿人，建议坚持一胎化不动摇。其实，当时即便彻底废止计划生育，总人口也达不到15亿。
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证实只有1.18。但是80多位学者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却得出结论：“‘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达到13.9亿左右”，“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其实，当时即便停止计划生育，2015年人口都达不到13.9亿。
2012年后人口学家们又恐吓性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达到4.4、4.5。
主流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屡测屡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而人口学家知识面狭隘，无法把握人口变化规律；二是他们普遍有一种爬蚤心态（研究结论不敢突破“停止计划生育”的上限，只能在核桃壳里做道场）和鸵鸟心态（认为存在漏报，生育率不会那么低，人口控制还是有必要的）。他们用理论解释事实，当事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测后，他们不是根据事实去修正理论，而是削足适履，修正客观人口数据以使得数据符合他们的理论。
腾讯文化：《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中，提出中国人口的承载上限是15亿，您是否认可这个判断？您认为中国人口何时会达到15亿？
易富贤：首先，最适人口理论本身就是伪科学。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在不断提高，比如清朝之前，生产力落后，中国很难承载两亿人口；但是现在人口13亿了，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假如生产力停滞不前的话，理论上是存在人口承载上限；但是生产力水平低，也意味着人口再生产的效率低（婴幼儿死亡率高、寿命短），实际人口是难以达到人口承载上限的。2015年中国人口比1950年增加了1.4倍，但人均GDP却增加了24倍。因此，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来断言未来人口上限，是刻舟求剑。
其次，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率，峰值人口也只能勉强达到14亿，今后还将下降。中国人口是不可能达到15亿的。
腾讯文化：在当下的中国，“丁克现象”是否存在道德上的争议？
易富贤：正常的社会，是多样性的社会，有人多生，有人少生、不生、单身。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丁克”成为潮流，那么是不正常的。孩子抚养靠家庭，受益却在社会（维持国家的运转和养老）。如果家庭养3个孩子的每一项成本都计算，是人均GDP的几倍，但是他们由于耗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多，工龄反而短，最后领取的养老金反而比丁克要少。无子女者如果不额外纳税，却领同样的养老金，是利用社保体系剥削其他人，不劳（养育子女）而获（养老金），是对多子女者的经济剥削。现在韩国等国开始开征“单身税”了。如果主流家庭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腾讯文化：从现实的角度讲，您预测中国人口政策下一步的继续调整会是怎样的？直接停止计划生育吗？或者说，中国还需要计划生育吗？
易富贤：2014年以来的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turn），本着“稳中有进”的原则，不希望翻车。“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下一步就是停止计划生育了。只有停止计划生育，才标志着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人口是财富、将人当人看“的崭新而伟大的新时代的开始。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腾讯文化：您长居美国，能否简单介绍美国的相关生育政策，我们能从国外成功经验中学习哪些？
易富贤：美国的生育政策也有很多缺陷。但仍然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美国家庭的养育成本较低，比如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4-5倍，公共教育投入较高，从学前班到高中是免费义务教育，大学也可以贷款。美国很多财税政策是“添丁不加银”，医疗保险、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不论有几个孩子，费用都一样。美国的托儿体系比较完善。
从“谩骂”到“支持”一路走来
腾讯文化：您在微博中提及，2000年你开始反对计划生育时遭到一面倒谩骂，后来很多反对者后面逐渐变为支持者。您觉得这种态度转变背后的原因何在？
易富贤：计划生育理论体系本身就是错误的。以前人们支持计划生育、反对我，是因为他们想当然，而没有仔细思考。我们在网络宣传，揭露了计划生育理论的荒谬性，引发了人们去思考，就很容易从支持计划生育转而反对计划生育。因此，人们之所以容易“觉醒”，是因为计划生育理论本身站不住脚。
腾讯文化：回过头来看，您的许多观点的提出在当时的环境来说，是比较“出格”的。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雷区”走过来？
易富贤：苏轼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译文：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四海升平、八方宁靖，而实际上却危机四伏。消极旁观而不作为，那么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虚假盛世的表象而不相信我。只有仁人志士，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挺身而出。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
中国人口危机确实如此。我研究人口问题越深入，危机感就越强，感觉到计划生育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如果大家都坐视不管，今后必将“恐至于不可救”。就必须有人“出身为天下犯大难”，向公众发出警告；但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一开始必然会遭致民意反对。通过广泛而持续地宣传，网络民意在2006年就已经逆转，一面倒赞成调整人口政策；2008年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了。
我研究人口问题也确实是如苏轼所说：“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由于计划生育是人命关天，我是欲罢不能呀。我研究人口学的动机并不高尚，看到个人自杀不能无动于衷，看到国家和民族自杀岂能坐视不管？我想其他人如果能像我这样认识到中国面临空前的人口危机，都会竭力呐喊的。
虽然我的一些做法，事后回顾起来还有不妥之处，我早期的一些研究也还比较毛糙。但是我不是圣人，不是先知，我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有一个完善的过程。总体来说，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成功掀起了反对计划生育的思潮，改变了很多人的人口观念，很多人响应我的理论成功“生产自救”，很多意外怀孕的人因为我的理论而让孩子“死里逃生”。我的理论应该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当然，肯定会有人在战场已经长出鲜花的时候，指责我哪一枪打歪了，哪一棒力度不够，哪一枪的抛物线曲线不够优美。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能较好地概括我的研究经历。而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最能表达我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心情。《大国空巢》2013年能在大陆出版，司马迁的“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和辛弃疾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最能代表我的心境。一方面，书能够公开发行，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扩大影响，不能转变为政策，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