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文学史之所以叫新文学史，就是因为中国新文学史和旧文学史和唐宋元明清的文学史不一样，它的新文学的内涵包括很多，包括所谓的正统的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
2016年4月12日上午，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导，是著名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丁帆受邀在华中科技大学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春秋讲学”开始了第二堂讲座，讲座主题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的思考。
让我们的治史观念回到文学史知识的常识中去
我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前两年，就是2009年现代文学的年会上，作了一个主题发言，那个主题发言就是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想让我们的治史观念回到文学史知识的常识中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从40年代零散的研究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80年了，80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断代的问题。我在2009年就想：这篇文章一定要趁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机发出来，才有可能性。因为研究民国文学这块，最早是张福贵他们，新世纪初就提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不合时宜。我2009年在学会的年会上作了一个长篇的报告以后，赵学勇评点的时候就说，这个论题肯定在今后的10年当中会作为一个热点问题来研究。果然，现在已经8年了，这8年来这个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乃至于两岸成立了民国文学研究学会。后来成稿的文章的题目是《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这七年到哪儿去了？请把这七年还给现代文学史。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近30年来我带博士生，看到的大量的论文，全部是这样的描述：当代文学统一标注“建国以来”、”解放以后”。我说你就不是一个客观的知识者，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一体的，在这个时段百年历史中有两个“建国”，两次“解放”，不是一个“建国”，一个“解放”。
1912年是建立的中华民国，1949是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人的解放是第一次解放，1949年的解放是工农的解放。你这里究竟是指哪一个“解放”？但是整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教育，形成了我们集体的无意识，整个现代文学教育中这种集体无意识一直延续到现在，延续在你们身上，尽管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能很少能改变现在文学研究现状之一二。但我的博士生写论文，我就规定一定要表述清楚是哪个时间段，这是最起码的历史常识。
现代文学，应该是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区别，也就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区别。从什么地方划分？我的依据是沿袭整个中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发展史的规范。因为以往中国文学的断代都是按朝代更迭下来的，唐宋元明清，到了新文学为什么不从中华民国成立的时段来划分？而划分在1919年？这是为什么？在座的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这就是因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文化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我昨天讲了，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位许志英老师，文革后回到南京大学，他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即1984年的“清污”和反自由化当中被胡乔木点了名。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考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引用了包括邓小平讲话在内的大量史料，当时是作为有自由化的倾向的人差点被开除。后来他自杀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向面对世界的自绝者脱帽致敬》来纪念他，在一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环境下的自绝者是要有勇气的，我们不能苛求他们。
1912年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历史结点
《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进行了三次修改，从一开始的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领导的，到最后变成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正宗地位的确立，是有所改变的。所以现代文学史一定要从1919年开始。我有一篇文章用大量的论据来考证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那篇文章发在《当代作家评论》上，考察这个过程，发现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最近看到胡绳的集子里面这个观点很使人吃惊，他说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在大陆没有实行资本主义，明明很多教科书上写的四大家族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但我们共产党的研究者、社科院院长研究出来的，是没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导致失败的论点是惊人的。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首先学共产党的“土改”，到了蒋经国手上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补课”，比我们提前十几年进行资本主义的“补课”，而邓小平迟了十几年也进行了资本主义的“补课”，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补课”代名词。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阶段是一定要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有一些人却认为这个阶段是可以省略的，例如30年代“左翼”成立前后，瞿秋白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辅导茅盾写《子夜》时就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反对中国的托洛斯基派，证明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而是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这值得庆幸吗？
茅盾在写《子夜》的时候，很多的构思都是瞿秋白提供的，比如原来的题目叫“夕阳”，夕阳西下，后来改成“子夜”，为什么改成“子夜”？黎明会来到的，无产阶级崛起了，它有这么一个含义，是瞿秋白帮着改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原来的《子夜》茅盾是试图描写一个失败了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英雄人物，如今这个影子还在作品中留下了痕迹，但是有些人物特征是被强加进去的，比如说瞿秋白说你这样不行，一定要写吴荪甫这个资产阶级的残暴本质特征，一方面在赵伯韬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他破产了，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工人要造反了，但是改变不了的是他资产阶级贪婪的本色，所以最后他设计了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注意没注意到，就是吴荪甫在证券市场失败以后，让他去强奸佣人吴妈，我说吴荪甫周围有那么多美女，他强奸吴妈干嘛？他是阿Q吗？你不是把他写成阿Q了嘛。
当时瞿秋白的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贪婪本质就要表现在这些地方。那么他的逻辑是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对的。2004年我在新加坡有一次演讲阐释了这样的观点，说我们现在仍然是跟新加坡一样的，就是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在政体上它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高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最后要膨破这个体制，当然这30年来几次胀破都被压下去了。但是历史可能再往下走就很难说了。
到今天为止，我统计了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连地下自己印的文学史，拼凑的抄的加起来，有1000多部，包括自用教材在其中。这些教材中的切分法，第一种是沿用老的，就是1919年到1949年属于现代文学30年，包括老钱他们的那部影响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仍然是默认了这样一个断代方法，这个30年害了多少人？它不仅仅是一个切分的问题，其实只要时段一变，它的整个理念就不一样了。
第二种就是切到1917年，1917年是以“文学革命”为发生点，这个好像比较贴切，但是我觉得这个其中就暗含着对“拉普”的承认，对“拉普”的承认就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32年的切法，我觉得也是不妥的。
第三种是以《新青年》杂志的诞生来划界，它夸大了一个杂志的作用，当然这个杂志有一个群体，但是“五四”思潮是一个多元的、斑斓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是多元开放的思潮，这个思潮有欧洲的思潮，有俄国的思潮，还有日本的思潮。像鲁迅、郭沫若这一代人，他们都是吸收的日本文化思潮，日本的文化思潮又是“二次倒手”，是从欧洲“进口”到日本以后，又转换成日本的文化思潮，尤其是“新感觉派”最为突出。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切分上，以《新青年》为开端，把它说成34年也是不妥当的。一个杂志，一群同仁，不能拿它作为划分断代的历史依据。
第四种比较少，就是以1900年划界，多出了两年，就是39年了。1900年是一种比较时髦的切割法，1900年的切割法主要是袭用勃兰兑斯按世纪切分的方法，虽然简明，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适宜那种分类史，用世纪切法是不合适的，按时序的朝代切法是比较客观的。
第五种就是再往前推，划至1898年，强调戊戌变法的现代性，把改良主义的历史作用提到一个现代性的高度来认识。当然也有它的道理，它的逻辑依据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晚清对政治体制的叩问和改良的实绩，虽然进了菜市口，这个改革失败了，但是值得肯定，然而作为新文学划分的依据，它没有文学的内在的学理性。
第六种是以1892年《海上花列传》发表为界，这是范伯群先生《中国通俗文学史》中所阐明的。在10年前苏州大学的80周年庆典上，我讲过这个问题，苏州大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钱老的古典文学，另外一个是范伯群先生的通俗文学。现在的新文学史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把通俗文学打入了另册，这是不对的。最典型的，通俗文学的大家张恨水，他的艺术成就，他小说中的现代意识并不比我们所谓的很多严肃作家要差很多。这种区分是不对的。所以说让通俗文学回到文学史当中去，成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应该是文学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后来严家炎也附和这种分法了。但是，新文学切分在这里显然也很勉强。
第七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现代文学的起始。我觉得近代史还有近代文学是一个伪命题，我说古代就是古代，晚清也是清，民国的新政体才代表了现代性的元素。
第八种就是前两年严家炎先生提出的，他是以1890年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为界，那是一部翻译作品，而且是质量很低劣的作品，我觉得是入不了史的，把这个作为一个切分文学史的标志，我觉得是否过于牵强，虽然严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学者之一。
我认为1912年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历史结点，要打破文学史对这个结点的偏见也是很艰难的，我们就必须回到当初文学史发生的原点上来，所以我们就写了《中国新文学史》。这部文学史之所以叫新文学史，就是因为中国新文学史和旧文学史和唐宋元明清的文学史不一样，它的新文学的内涵包括很多，包括所谓的正统的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
我当时考虑的就是，我不能找很多人来写，我就找了两三个我的博士生（当然这个博士生是老博士生）来写，我们几个人经过5次的反复讨论，5次的修改才定稿。
我们几个人写了七八十万字，被教育部列为精品教材出版，这是中文教指委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包括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文艺学几门主干课的新教材。我说你这个叫教育部精品教材，和教育部的“马工程”教材有什么区别？回答是教材多元化。
作为一个精品教材，我们应该写出自己的特色来，这本教材的特色就是以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为切分线索，民国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就是共和国文学，沿用了几十年的现代文学的称谓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民国文学和现代文学是两码事。
现代文学从1912年开始才有第一个“黄金年代”
我认为新文学从1912年开始的依据很简单，我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了几点理由，现在我想要强调的就是另外几点。
第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断代的标准，应该与整个文学史断代分期的逻辑理念相一致。古代文学的断代也有分歧，但是社科院董乃斌他们也是非常坚定的坚持要按朝代的更迭来断代，因为中国的文学是离不开政治社会环境的，它不可能作为一个完完全全被把玩的艺术品存在，每一件文学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人文背景，都是我们考察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脱离了这个，你根本就不能懂得什么叫作品。
举个例子，“一夜看尽长安花”，长安夜间还有花？“长安花”是指长安繁华的街道上夜里到处是妓院，这个“花”和那个“花”，语意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中国新文学，如果在20年代还有周作人写美文和小品文，纯艺术的这种，那么以后的时间段里的这类作品就很快会被政治淹没。一直到1949年以后(其实40年代从延安文学开始跟政治贴得就更加紧密了)文学想和政治离婚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想剥离政治，让文学成为一件纯粹的艺术品，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它能够实现吗？在文学作品中，你去掉了这些人性的、人文的内涵，你说它的艺术价值就会更高吗？这是整个文学的悖论。
第二，我认为整个现代文学、新文学从1912年开始有了一个法律与制度的保证，环境相对开放，才有了第一个“黄金年代”。这是因为整个新文学是围绕着所谓三民主义，也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理念而展开的。“五四”是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从哪来？人的文学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发展而来。它笼罩着中国所谓现代文学的37年，同时也延伸到、继承到1949年的文学当中，当然它是一个逐渐变异的过程。
第三，我认为最重要一个的元素，就是1912年中华民国的元年，它标志着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诞生，帝制被推翻了，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言说的充分空间。虽然鲁迅在《风波》里阐释了“换汤不换药”的主题，但是由于体制、政体上改变了，皇帝被废除了，作品的叙述空间便无限扩张了。
《临时约法》应该说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提倡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所以才有了巨大的言说空间，才有了创作的自由，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诟病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才确立了智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否则，你的主题构思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呢？不在宪法允许的框架下给予保障的话。20年代的“人的文学”就不可能诞生，又何来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年代”。
概括它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政治上它不仅是宣判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的死刑，而且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了2000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真正开始赋予了文学的现代性，与古代文学进行了本质上的切割。
二是在思想上它改变了人们的是非观念，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树立了“帝制自为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民国的确立，无疑是从“臣民”跨向“国民”的重要一步，至于后来一步步被消解，则是另一个话题。
三是在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合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一点的确立，是历史的进步。胡绳后来讲，实际上国民党的失败（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政治失误）就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走上的是专制主义的道路，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但是还是有那种帝王的意识渗透在所谓的民主当中。
四是在文化上，《临时约法》颁布以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的规定，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教情况，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由此而来的，否则何来的“五四”，没有这部宪法让你上街游行，对不起，请到菜市口去。言论自由了，结社自由了，所以才有这么多文学社团的出现，才有了《新青年》，否则的话哪来的《新青年》？
五是在外交上有了现代文明的理念，改变了许多奴性思想。《临时约法》强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启发人民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防止帝国侵略的意义。这一条是历史学家总结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比如像我们这代学者，多少是受民族主义教育熏陶的，这个根深蒂固的无意识太强烈了。
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吗？你仔细去考察，这个文化运动是不是还有其它内涵呢？5月4日后来变成了共青团的生日。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青春的“五四”，“五四”的青春，在于它对一切的批判和怀疑的态度，这就是它最大的特点。那么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刚才我讲的，在文化上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其中有很多历史背后隐藏的真相现在是无从考察的。民国史研究中心在我们南大，但民国史研究中心有很大程度上要服从政治的需要，那么你可以多提供一些被遮蔽的史料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民国，以利解析作家作品。
总之，在国际上，《临时约法》在亚洲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初的亚洲各国中，它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响力的民权宪法，这部宪法拿出来，和西方的宪法宪章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国民党却并没有认真执行，比如对左翼和左翼文学的打压。
我讲的民国文学是指1912年到1949年大陆的民国文学，37年，你们讲的现代文学不是民国文学，因为政治社会和文学的现代性的起始时间的标识是不一样的。1949年以后叫做共和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