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走什么道路这一近现代中国的中心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时代大问题作了持续不断的求解和探索，其所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由此成为不同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进行论述，期望能引发学界的进一步研讨。
在中国近现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亦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探索和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创造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日渐凸显为时代的中心问题。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学习，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自此以后，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得出了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所谓“走俄国人的路”，是从总体方向上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回答，是就中国道路的性质而言的，是指中国必须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而并不是说在一切方面都照搬俄国人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都体现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注重对中国道路性质的哲学探索的鲜明特点。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和“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要解决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必须首先致力于经济问题的解决，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像俄国那样积极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他说，假若不应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而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武器。他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而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律的唯物主义”。瞿秋白也很重视研究和传播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它是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说。他还具体地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论证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李达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李达深信，唯物史观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组织的核心，而且能够为人们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提供改造社会的方针。他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前提，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为此，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了深入研究，并由此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精辟分析。他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铲除封建遗物，中国革命的必然归趋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达于社会革命;只有全体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会有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
上述表明，五四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由此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对中国道路的性质作了哲学审视和探索，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
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结出了巨大的理论果实，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求解和对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索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文本，也是毛泽东对中国道路进行哲学探索的代表性著作。这两篇哲学著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阐述，而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虽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然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但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它不仅要求人们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且需要人们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但是，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背离和妨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曾屡次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实践论》着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及其克服途径。毛泽东在系统论述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认为，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而要克服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其认识论根源：“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矛盾论》则着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根源。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强调“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指出，从认识方法上讲，它们都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背离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辩证认识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20世纪40至50年代，毛泽东把《实践论》《矛盾论》中所系统阐述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特别是其所概括的“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总公式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先后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和“物质——精神——物质”的唯物论，阐述了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成功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功地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也揭开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探索中国道路的新篇章。
首先，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拓展提供了根本思想前提和哲学方法论导引。从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以及由其引发并延续至今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都从哲学的高度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它们不断地推进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哲学引领作用。
其次，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融汇各种哲学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断地注入新的哲学理念。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注重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努力吸收当代世界上的各种哲学资源，为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滋养。例如，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得到较为充分探讨的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主体等哲学原则，通过党的理论创新，都已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理念;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念，也已被提炼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最后，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各种重大问题的哲学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轨迹进行了哲学筹划和哲学构建。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明确提出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实际，得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同时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清晰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论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整体性的哲学筹划和哲学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