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样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们不仅要纪念、庆祝，而且要反思、展望。在我们看来，基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需要反思、展望，这对于我们理清“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问题大有裨益。
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重新解读和西方哲学的引入，我们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已有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有的学者把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历史过程：教科书哲学、教科书改革哲学、后教科书哲学;有的学者将这段历史划分为不同聚焦点的三个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的学者将这段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和类哲学;有的学者则用范式的转换来概括：实体性范式(从世界出发)、主体性范式(从自我出发)、人类学思维范式(从人类生活本身出发);等等。抛开具体阶段的概括是否准确不论，我们可以发现，学界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停滞不前，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
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哲学观发生了变化。哲学不再是大写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科学之科学，而是如罗蒂所理解的那样，成为文化的一个部门，是一种“民主”的哲学。第二，哲学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所谓世界观无非是“观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哲学思维是一种实体性思维，是一种注重实体、本原、本质的思维方式;哲学原理教科书改革所倡导的哲学思维是一种生成性思维、实践性思维，注重的是生成、关系、实践。第三，实践得以凸显。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使得实践唯物主义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经过这一讨论，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人们对实践的理解也大大促进了对哲学自身的理解。第四，人的地位得以提升。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哲学见物不见人，人被物质、社会、制度所遮蔽，而经由人道主义、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在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已被置于中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当然，这里的人不是个人，而是群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诉求。第五，价值问题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学界逐步认识到，人与外部世界之间不仅是一种事实关系，更是一种价值关系，并且首先是一种价值关系。价值判断、价值评价、价值观无法排除也不应排除主体性，因而探讨这些问题不是具体科学的任务，而应是哲学的任务。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西方价值哲学的引入，价值问题引起关注并逐渐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第六，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价值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生活哲学、城市哲学、生态哲学、空间哲学、网络哲学等部门哲学兴起，哲学的应用、应用的哲学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当然，改革开放4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成就不止这些。总结这些成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深刻认识哲学，也能够为我们走好未来的长征路提供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程参与了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哲学无用论”非常流行，哲学工作者陷入迷茫，感到哲学离生活、社会、时代越来越远，困于象牙塔中，被边缘化了。于是很多哲学文章打着学术化的旗号，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当时学界谈论比较多的就是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哲学真的如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中产阶级茶余饭后的谈资，真的如黑格尔理解的那样是超越“生存需要”的奢侈品吗?2002年起学术界开始关注“哲学何为、哲学家何为”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一文中，该文的结论是，哲学如果不走出象牙塔、不放下身段，如果没有问题意识、不回归生活世界，就会“被边缘化”，这其实不是被边缘化，而是哲学的自我放逐。
当然，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的历史。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程参与了改革开放，为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众所周知，思想的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以思想解放为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亦如此，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前进一步，改革开放就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改革开放前后我们有了什么变化?首先就是观念。哲学的作用就是解放思想，就是打破旧观念、提供新观念。“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应运而生，打破“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使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方面，关注如何确立人的尊严、地位、价值、权利，并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另一方面，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将个人确立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突出个人、个性。在思想解放中对人的凸显以及个体利益的“合理”“合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大的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为热点，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同时，直接研究转型相关问题的各种部门哲学如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兴起，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思想依据。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40年，哲学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可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中期前，哲学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特别紧密，哲学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导，为改革开放清除了思想障碍。90年代中期后，哲学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有些疏离了、不那么紧密了，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改革开放事业，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等现象，这一状况亟待得到根本改变。今天，我们身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身处“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亟待改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开放40年的关系史说明，哲学必须有问题意识，必须关注生活、植根实践，如此才能不被边缘化，才能找到自己的方位、发挥应有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意识和自觉。
新时代哲学要有新作为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必须要有新作为。
如前所言，哲学要有作为就必须研究时代重大问题，提供新理念，那么，哲学研究哪些重大问题?又提供什么样的理念?进言之，哲学选择问题、提供理念的依据是什么?这不能不涉及哲学观。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可以称为生活哲学，是对“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或者“人应该怎样生活”问题的思考，哲学所思考的问题、所提供的理念，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对于未来生活，哲学也许不能提供正面回答，但至少它在“思”，至少体现它对现有生活的“形而上追求”。从生活哲学观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重大政治论断，这就要求我们对“什么是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美好生活”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此问题可以说是哲学工作者当下要思考的重大问题。“美好生活”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群，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问题。这实则是个老问题，古希腊哲学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是人应该过一种精神生活、哲学生活。但是，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还需要生存，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生活的人应该是中产阶级，这里又把物质生活偷运进来了，这可以称作“亚里士多德难题”或“亚里士多德困境”。总体来看，古代哲学家的眼睛是向上的，他们抬头仰望星空，以至于看不到脚下的路。然而，近代以来，如黑格尔所说，“人的目光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了”，人的精神已显示出它的极端贫乏，人的眼睛里只有个人的名和利，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流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遭遇到西方人同样的问题：人被物役。所以，作为哲学工作者，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思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就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
第二，心灵安放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老问题。面对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人总是试图追求确定性，找到某种可以把握的东西。当古代哲学家在生灭变化的世界之外设定一个永恒的、不变不动的本质世界时，他们是在追求确定性;当近代哲学家把世界简化为几个力学规则时，他们也是在追求确定性。一部哲学史就是不断改变作为客观主义之“阿基米德点”的历史，这一历史在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原点的演化体系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世界都从这个“阿基米德点”演化而来。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上帝死去、理想王国破灭，人愈来愈感性化、平面化，跟着感觉走似乎成为时尚。改革开放后，中国一定程度上也经历了一个平面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唯美的东西、崇高的东西、神圣的东西、理想的东西弱化了，在一些人心中甚至不复存在，一些人逐渐迷失了方向。现在，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就是要为那些游荡的心灵找到一个安放之地，就是要为中国人构筑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现在，人类社会正由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正在经历第四次技术革命。技术变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巨大，特别是互联网将极大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7.72亿，普及率55.8%，网购用户达到5.33亿。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社会，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空间，但对人的感受而言，它们又是真实的，网民在网络里得到的体验甚至比现实生活还丰富。那么网络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它与现实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合理限度在哪里?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引导。
第四，现代化道路问题。这是有关美好生活实现的问题。现代化道路是一条还是多条、是单数还是复数?冷战结束后，西方有学者提出，历史已经终结，西方模式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模式、最终模式。然而，事实上，自从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来，现代化道路就不止一条，而是变成了多条，就开始了两种“主义”、两条道路的竞争与较量，乃至共处。如今，与西方的种种乱象相比，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历史的“天平”向东方倾斜。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单是一个民族再现自己的辉煌，而且是一种“文明的崛起”“文化的复兴”，是一条道路和一种制度的成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的问世和被肯定、被追随，是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主张的吸引力、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作为哲学工作者，就要总结这条道路的经验，概括它的内涵，研究它的意义，既为我们自身增添信心、提振士气，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总之，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