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秋天，“内卷”一词意外地火了起来，“今天你卷了吗？”“一切皆可卷”成了这段时间的网络流行语。“内卷”即“内卷化”，来自英语中“involution”一词。它原是生物学的术语，用来指生物演化过程中的退化现象，与“evolution”（“进化”）一词相对应。“内卷化”概念在人类学领域有较多应用，来描述某种文化模式当达到某种程度和形态时，不再继续发展，而是不断地在内部精细化，呈现一种动态停滞的现象。之后，黄宗智将“内卷化”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研究中，描述随着家庭人口增长，农业生产日趋精细化，但农业产量并未显著增加的现象。网上的一篇文章指出，1986年中华书局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译本中“involution”一词翻译为“内卷化”，引入了中文学界，黄宗智本人曾试图将其改译为“过密化”，但因“内卷化”在学术界太过深入人心，“过密化”终究没有替代成功。
与其真正的学术含义有所偏差
话题转向当下，目前人们讨论的“内卷化”是指现有社会存在的过度竞争现象，与其真正的学术含义有所偏差。如果用经典社会学理论解释，“内卷化”描述的实际上是既有社会容量下的社会密度问题。早在120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巨擘涂尔干就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到了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概念。所谓社会容量，是指这个社会能够容纳最多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量；社会密度，就是特定社会容量中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不断增大，个体职业竞争日益激烈，进而推动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
一直以来，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较高的人口数量，中国古代社会中社会密度较高、社会容量较低，整个社会中约90%以上的人口为农业人口，封建地主所有制导致了农民普遍意义上的贫穷，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底层民众唯一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官员阶层作为中上阶层，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极低，大致为0.2%左右，竞争极为残酷。
在古代京城，达官显贵众多，普通人的奋斗更是不易：白居易16岁来长安做“京漂”，有“京城米贵，居之不易”的典故；李白、杜甫、苏轼、王昌龄等人虽才华横溢，但在京师的仕途都颇为不顺。
在民国时期也是如此。南京市社会局在1930年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全市失业及无业人口共计300306人，约占全市人口的 54%”；同一年的北平市总人口约为138万人，有 23 万人失业；1948年1月，国民政府的官媒《中央日报》刊出一则报道，标题为《生活高压下，一青年自杀》，讲一穷苦大学生在考取机关公务员后，因为没有人作保而失去了得之不易的工作机会，贫困之下含恨自杀。由此足以见得当时大城市就业的不易，无论学历高低，失业几乎是普遍性现象。
为什么近期明显感觉到“内卷化”
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社会容量有了极大扩展，人口亦呈急剧增长之势，70年来人口增长了近9亿。总体上讲，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一直在同步增长，然而为什么我们近期明显感觉到这种“内卷化”趋势呢？
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实现了快速发展，高学历人口近年以来迅速增加，使得学历“过密化”，直接造成了“内卷化”趋势。中国古代社会教育具有一定阶层限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虽有所发展，但占全国人口比例依然极低。相关研究显示，民国时期全国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比例将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比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堪称“无声的革命”。从录取总人数来看，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有570万人报名，录取27万人，录取率仅为4.74%；到2019年，高考报考人数为1031万，录取人数超过800万人，录取率近80%，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转向了大众教育。研究生教育扩展速度更是明显加快，从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硕士招生增加了362292人，增长率为44.7%，博士招生增加了43258人，增长率为69.9%，十年来累计招收硕士生648万人，博士生83.8万人。纵观近五年的考研招考数据，报名人数从2016年的177万增长至2020年的341万，人数五年翻了一番；招生人数从2016年的58万人猛增至2020年的111万人，增长幅度高达91%。
在既有社会容量下，经济与社会结构没有显著变化，高学历人口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作岗位的学历竞争愈加激烈。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是我们近年来形成这种“内卷化”趋势的最直接原因。
二是近年来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格局与就业格局。广义上讲，信息流是指人们采用各种方式来实现信息交流，近五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通讯技术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信息流社会”，信息传播呈现出即时性、海量性、透明性等特点。“高信息流社会”中教育场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一方面，线上教育的发展使学习突破了传统时间、空间的束缚，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了最大范围内的传播和推广；另一方面，技能学习正在变得“低门槛化”，获取知识变得极为容易，跨行、跨专业变得不再那么难，大家可以自由、便捷地学习不同专业技能。这使得专业间的壁垒逐步被打破，对职业的竞争更加公开化、扩大化，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也自然水涨船高。
故在当前“高信息流社会”的背景下，随着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既有社会容量下社会密度在不断增大，导致了个体间职业竞争的“白热化”，这也就是“内卷”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形势下“内卷化”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通过创新发展将“蛋糕”做大，来解决之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另一方面，更需要个体自身不懈的奋斗，因为跨阶层的社会流动本身就具有极大难度，学历与能力竞争是必备条件。即使在相对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亦是如此。且不说54个非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众多中高层干部也在欧美高校有着留学经历，拿下过硕博学位，见识、学识不比国内“清北复交”等名校优等生差，在赤贫人口常年占四成以上的非洲社会中，实属人中龙凤。可见无论在哪个社会，优质工作机会都是稀缺资源，若想要获得阶层跨越，就必须付出超过一般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