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目标。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在于联动。联动的基本要素有两个：一是关联或联系机制的塑造，二是行动者的涌现。只有关联或联系，而没有行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无从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迈向社会善治就是一个重塑积极行动者的过程。
中国社会治理塑造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我们称之为关联主义或联动主义范式。这一范式既与中国绵延已久的整体主义哲学传统相吻合，又与现实的政治制度安排相契合。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区治理并未脱离社群主义、家国一体主义以及关联主义所构成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的“文化基因”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提出“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这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尽管以开放的态度和胸怀吸收了很多外来优秀因素，但从骨子里来说，它是中国的“文化基因”孕育出来的。
所以，中国治理哲学信奉的家国一体、家国情怀、小我大我等，为关联主义的治理范式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基础。这是中国文化基因塑造出来的一种治理范式。我们就是在中国社会治理领域和社区治理领域中发现了这一文化基因。在中国基层治理体系之中，社区中的国家与国家中的社区是相互形构的，社区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扩大的个体，而是扩大的家庭。“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一口号不是一种宣传，而是一种精神关怀和治理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联动式治理”这一概念。
联动主义的治理范式是与中国既定的制度安排联结在一起的。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是城市基层治理的灵魂。以人民民主制度为根基的治理体系，追求的是一种普惠所有人的整体利益。超越私有制的土地制度、经济制度、集体财产制度等，则为家国一体、政社联动、家社联动、政企联动、“三社联动”提供了最为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经济保障。中国基层治理不会在市场化和权利化的轨道上迈向它的反面。市场逻辑和权利逻辑乃是内嵌于党建引领、政社互动、政企互动的逻辑之中的。这是家国一体这组文化基因在治理体系中的集中体现。
有了关联，我们就要寻找行动者了。尤其是积极行动者的涌现，决定着联动式治理的成败。这是联动主义范式的一体两面。那么，支撑中国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积极行动者在哪里呢?
政党是维系中国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最为重要的行动者。西方摆脱中世纪的桎梏在于一个非人格化的国家力量的崛起。现代国家被注入了诸如主权、自由、个人主义、法治、科层制等这些概念之后，便拥有了一种超越人格之上的抽象力量。作为能量聚集器的现代国家的诞生是西方世界崛起的最为重要的秘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并没有沿着这样的轨道复制西方的线路。中国现代国家的崛起乃是沿着组织化的轨道对既定空间的各种资源进行了重新梳理与整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治理的成败就取决于政党这一组织能量的发挥程度。所以，联动式治理的灵魂在于政党。政党所具有的政治优势、价值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能力优势是联动式治理得以展开和推行的终极前提。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推行的区域化党建、社区党建、基层党建、街区党建、网格党建、楼宇党建、楼组党建、网络党建等多种探索与实践，均依赖于党的优势地位。组织化权力、组织化资本、组织化能量、组织化网络等重要概念就成为解读中国城市治理的知识资源。
联动机制：党建引领机制、社会联动机制、三社联动机制、协商共治机制
明确了联动主义的文化基础和行动主体之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第三个议题：联动的机制是什么?
第一，党建引领机制。党建引领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灵魂和政治轴线。这也是中国城市治理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为根本的标志。它规定了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政治逻辑，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和中国独特的政治发展进程之中的。
第二，社会联动机制。党群联动、政社联动、政企联动、网络联动等机制，构成了贯穿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纽带和通道。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在于突破了一种结构性分化，权利领域与权力领域、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社会领域与国家领域、市场领域与政府领域，并不是存在于刚性的逻辑分化格局之中的。这与西方法权社会、市场社会所崇尚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治理的秘密在于不同领域的要素之间的联动。社会联动机制塑造了一种治理的合力，基于单一逻辑产生的社会后果可以被这种合力所吸纳和消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基础也在于这一具有扩展性、贯通性、跨越性的社会联动机制的构建。
第三，三社联动机制。在社区治理中，中国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机制，那就是“三社联动”。在“三社联动”中，社区是联动的基础平台，社区利用社区资源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开展社区自治活动、提供各类社区服务，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支持者、保障者和推动者。社会组织是联动的承接主体，是公共服务的承接者、提供者和评估者。社会工作者是联动的骨干力量，是联系社区、社会组织、居民的桥梁和纽带。这三个要素联动的最终目的是将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第四，协商共治机制。社会联动、“三社联动”强化了多种要素参与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功能，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机制的再造。通过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居民等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动员起来，发挥优势，贡献智慧，汇聚力量，协商解决社区的公共事务。通过协商共治，实现良性互动。
那么，基于联动主义治理范式，中国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实践形态?基于对杭州市上城区的观察，我们发现，在社区综合性规划和社区再造的轨道上塑造出来的社区产业链、文化社区、公益社区、民生社区以及可持续发展社区便成为展现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成果。尤其是依靠社区综合规划构建新型的社区物理形态与文化形态，是最动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些社区综合规划和改造更新在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产业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实现了社区文化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不仅突破传统的生活社区的边界和内涵，而且缔造了中国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