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国内大多数智库在相关部门的决策过程中基本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部门直属的智库参与决策的程度可能高一些，但独立研究的程度则相对要低一些），这种“需求”严重不足的供求关系是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是我国第一次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作出具体的指导。该意见蕴含深刻的改革理念，其指导意义绝不限于狭义的“智库建设”，而关乎决策机制的革故鼎新。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作出这样具体的指导。该意见蕴含深刻的改革理念，其指导意义绝不限于狭义的“智库建设”，而关乎决策机制的革故鼎新。
智库的存在是因为决策的需要，因而智库的发展取决于决策部门对其研究成果的需求。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智库1800余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其中350家集中在华盛顿，而且主要集中在白宫、国务院和国会四周的地段。单从这一布局态势看，美国智库与政府决策的紧密关系就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智库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现已达到426家，排名世界第二，与我国经济规模的成长尚成正比。但就影响力而言，在全球顶级智库中，中国智库最好的排名是第20位。无论从排名还是数量的角度来看，这都与我国目前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迄今为止，国内大多数智库在相关部门的决策过程中基本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部门直属的智库参与决策的程度可能高一些，但独立研究的程度则相对要低一些），这种“需求”严重不足的供求关系是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为什么可有可无？一是各决策部门认为自己是相关领域的主管单位，掌握着最全面的决策信息（包括政策和数据），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智库不可能提出更高明的主张。二是沿传至今的决策程序基本是由主管部门就某一事项拟一份报告，送呈领导批复。批复同意了，决策就形成了。这样的报告都是以陈述决策方案的利好为主，而对存在的风险和弊端或省或略，不利于领导全面了解与该项决策有关的信息，可选择的余地也很小。三是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给“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不负责任决策留下了生存空间。近年来，国内不少大型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投资范围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投资金额越来越大，但是很少有企业事前委托智库进行课题研究，哪怕只是了解一下投资目标国的政治经济走势及存在的风险。事后也很少有企业愿意提供具体信息数据，供智库研究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海外投资的效益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在发达国家，大企业对智库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政府部门，而且是智库经费的主要捐赠者。
从计划经济时期传承下来的决策模式，现已不适应全球化和高科技时代的决策需求，不适应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决策需求，也不适应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时代要求了。在全球化和高科技时代，很多决策课题是跨地域、跨部门、跨领域的，权衡利弊的复杂性大大增
加，而每一个具体部门由于自身职责所在和利益的局限，在对政策的理解上，对数据的取舍上，对利弊的评估上都难以完全避免先入为主。比如核电部门认为核电好，水电部门认为水电好，而火电部门则认为现阶段火电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由三个部门分别提出能源发展规划，很可能是三个重点迥异的方案，但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国，需要应对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政治的与经济的、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国际的与国内的问题往往互相交织、互相转化。各主管部门既要负责决策，又要负责既定政策的实施，可谓日理万机，很难有时间对决策课题作冷静从容、深思熟虑的思考。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上很多重要议程都是美国的智库首先提出来的，如气候变暖、禽流感、电脑“千年虫”等。我们只能在人家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跟进。这些议程是否应该列为当前全球治理的最优先事项？有些研究结论是否准确？都是有探讨余地的。因此，中国要担当起负责任世界大国的角色，充分借助智库这个“脑外脑”来提高决策水平是一条必由之路。智库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实体，既与决策部门保持互动与交流，又与决策部门保持适当距离，从而能以比较超脱的立场来汇集信息、权衡利弊、提供咨询直至具体的决策方案。由于同一个课题往往会有多个智库同时在作研究，因而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更可为高层领导提供全面的信息和决策选择，对于公众也是一种教育和满足知情权的服务。
在发达国家，智库研究成果被决策部门全盘采纳的也很少（即使是政府部门出资的研究课题），部分采纳已算成功，还有更多的只是读一读参考一下而已。但不管是哪种程度的采纳，智库最重要的贡献是集思广益，把所有有关的信息、所有可能的选择、所有可能的风险都放到桌面上来，可以避免决策部门的疏漏和偏颇。
关于集思广益，可以说一个英国的故事。1906年，一位名叫法朗西斯·哥尔顿的英国统计学家在一个农贸集市上看到800人在竞猜一头死去的公牛究竟有多重。有些人的猜测高得离谱，有些人的猜测又低得离谱。但当哥尔顿最后把800人猜的数字加起来算出一个平均值的时候，奇迹出现了，1197磅，只与公牛的实际体重1198磅差一磅。英国的科研界从此有了“群众智慧”的概念。近年来，美国一位名叫菲利普·泰特洛克的科学家在从事“准确判断”项目的研究中发现，让一群（数百人到数千人）职业和社会背景不同、获取信息的渠道和程度也不一样的人掌握一些普通的网上搜索知识，然后让他们对一些热点国际问题的发展趋势（概率）进行预测，如叙利亚难民的数量、委内瑞拉的天然气补贴、俄罗斯军队会不会进入乌克兰，直至中东欧国家的政局变化等等，再把他们的预测加以统计整合，得出的结果远比一个或一组能接触各种信息（包括情报）的政府精英所作的预测准确。可见，在决策过程中，自下而上，广泛收集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多么必要，而重视智库的贡献正是实现集思广益的最有效途径。
当下，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新阶段，建设高端智库不仅智库自身需要大力提高素质和研究水平，决策部门更需要自觉重视智库研究在决策程序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改变决策方法的问题，更是一个更新决策观念的问题，是一件关乎决策机制革新的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