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健，云南大学 《思想战线》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091 张健(1981- )，男，山东青岛人，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副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研究。
内容提要：国家疆域形态是边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疆域的根本属性是国家属性，在国家形态的演变历程中，主权体制的出现和发展对疆域形态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从非主权时代到主权时代，再到全球化治理时代，疆域形态发生了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复杂的深刻变化。国家疆域形态的变化，也促使与之相适应的边疆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以全球化时代为分水岭，前后的疆域与边疆形态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边疆理论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尤其是对主权框架的冲击和非领土性边疆的拓展，是当前边疆理论构建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National territory form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theory,and state is its fundamental attribute.In the evolution of state form,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vereignty system has essential influence on the territory form,which has undergone changes from single to multiple,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the time of non-sovereignty to sovereignty and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era.The change of national territory form has also promote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rresponding frontier theory.Considering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s a watershed,there is a great contrast in the territory and frontier form before and after this age,along with which occur obvious transformation on frontier theory.In particular,the impact on sovereignty framework and the expansion of non-territorial frontier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current frontier theory which deserves attention.
关 键 词：疆域形态/主权体制/全球化/边疆理论/territory form/sovereignty system/globalization/frontier theory
国家疆域形态变化是新的疆域和边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间关系得到了新的调整，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瓦解以及主权国家大量出现，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被重新构建。此外，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国家利益开始溢出传统的领土范围，逐渐呈现出跨国界覆盖与交织的态势。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的疆域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非领土疆域和软性疆域大量出现，这对边疆理论的新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一、全球化之前的疆域形态
“国家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政治形态，但却是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政治形式中最为有效的一种。人类必须以社会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而人类社会要正常的运行并获得发展，就离不开国家这样一种治理形式。”[1]疆域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地理空间，而是由国家占有和控制的空间范围，因此疆域是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疆域的根本属性就是国家属性。因此国家类型与国家要素的变迁，也必然会引发疆域形态的改变。在国家形态的演变历程当中，主权体制的出现对疆域形态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直接导致了疆域形态的变迁。根据主权要素，可以将全球化之前的疆域形态分为非主权时代和主权时代两个阶段。
(一)非主权时代的疆域
作为现代国家最为基本的要素，主权体制并不是自古就有，也绝非伴随着国家现象的出现而出现的。在近代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并无主权的概念，更没有规制国家疆域的主权原则。此时的疆域形态可称为非主权时代的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疆域范围的变动性突出。此时的疆域没有主权框架的限制，“只取决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自身的能力、最高统治者的野心，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性”。[2]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国家疆域的外部分界线并不明确和固定，而是以变动的方式存在，疆域范围也随之拓展或萎缩。当国力强盛，统治者又有开疆拓土的雄心之时，国家的疆域会随之向外扩张，将大面积的地理空间纳入到国家政权统治范围之内;反之当国势衰落，疆域往往又向内收缩。在前主权时代，“人类还没有创建起约束国家行为以及国家对疆域占有的有效规则。当然，对此时的国家疆域拓展行为，也不适宜于用主权规则来评判”。[2]
其次，疆域格局的异质性明显。在前主权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先后产生过许多形态各异的疆域规模庞大的国家。这些国家实体，为实现对庞大疆域的有效治理，往往会将疆域划分出不同的部分，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统治和管理。其中，最为常见方式便是划分出核心区和边缘区域，也就是内地和边疆。这两种区域在国家疆域构造中的地位也不相同，核心区往往被视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处于主体地位;而边缘区域则经常被看作是拱卫核心区的战略地带或者国家攫取财富的来源，因此处于从属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疆域的异质性就突出表现为“核心—边缘”的二分化格局。
再次，疆域形态的平面性特征。在前主权时代，国家的疆域主要由陆地和海洋构成，表现为一种平面性的形态。在国家这种政治形式产生的早期，根据所在的自然环境和主要的生产方式，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农业文明的国家、牧业文明的国家和海洋文明的国家。前两种类型的国家，以陆地范围为主要活动空间，总体上缺乏海洋意识。而海洋文明的国家，出于生产与贸易的需要，较早地形成了对海洋空间控制和利用的观念。然而就国家权力的占有和控制这一层面来看，即便是海洋文明国家也没有真正地将海洋空间纳入到国家疆域的范畴。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曾对城邦国家的地理位置做过论述，在其看来国家及其居民的活动空间应限制在陆地范围(主要是岛屿)，而尽量少地从事海洋性活动。[3](P6)对于早期的海洋文明国家而言，“沿海国家的海上往来更多的是一种维持生计的被迫举动。而对于国家，海洋既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天然屏障，也是边疆继续拓展的天然界限”。[4]
(二)主权时代的疆域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主权体制最早产生西欧的王朝国家时代。它先是由布丹提出的，后来又经过了格劳秀斯等人的系统论述。在实际的国际政治中，主权体制是通过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被正式确立为处理欧洲国家间疆域争端的基本原则。此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照样也继承并巩固了主权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权体制逐渐扩散到全世界，成为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原则。随着主权原则的逐渐形成，国家这种政治形式首次获得了一种以主权进行地理空间治理的方式，国际社会也渐进形成以主权体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疆域争端的准则。这样，国家疆域形态的演变进程进入了主权阶段，这样的疆域形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国家疆域的主权化。“在国家主权确立以后，国家的疆域就转变成为主权管辖的范围，从而实现了国家疆域的主权化。这样一个由国家主权管辖的范围，便是国家的领土。”[5]此后，国家的疆域便以领土的形态存在，并处于主权框架的管辖保护之下。领土范围是由主权国家通过条约确定的边界围合而成，国与国之间以边界的方式确立各自疆域范围。同非领土性疆域相比，领土疆域的范围更加清晰和稳定。一方面，边界的划定方式要比以往的疆域界线更为精准和清晰。主权国家的边界主要有三种类型，即自然边界、几何边界和人文地理边界①，而无论何种边界类型，在国家版图上都是以“线”的形式存在的。这样，“人为的线条状边界取代了自然的平面状边界”[4]。另一方面，主权国家间通过边界谈判并订立条约的方式确定领土的范围。对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曾指出，“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国际协议与国际法的对象，但是国际协议与国际法要产生效力，则必须得到各个国家的同意”。[6](P12)这样一来，边界和领土范围就因为国际协议和国际法的保障，而获得了较强的稳定性。
第二，国家疆域的整体化。在主权时代，国家将占有和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视为国家的领土。在国家的疆域范围内，无论是核心区域还是边缘区域都是国家领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当然，国家疆域不同部分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内地和边疆之间的差异可能还十分突出，但是就都属于国家领土并且都处于国家主权管辖之下这一根本性的属性而言，国家疆域是整体性的。主权体制所带来的疆域整体化，在民族国家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民族国家人民性、民族性[7]的基本特征，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和国族对国家领土的所有权，愈发强化了国家疆域的整体性。
第三，国家疆域的立体化。如果说前主权时代，国家疆域是以平面性的形态存在的话，那么在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以后，国家疆域逐步实现了立体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特别是交通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活动区域逐渐从陆地拓展到了海洋和天空。出于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的考虑，国家力量也开始延伸到这些空间领域。随着对这些空间争夺的日趋激烈，为协调各国利益主张，主权体制逐步被引入到海洋、空中的空间范围，并由此产生了领海、领空的疆域形态。国家疆域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也得到扩大，并由陆海二维的平面形态转向了陆海空三维的立体形态。
二、全球化时代的疆域形态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得到充分凸显。在这个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制度机制的创设以及联合国的成立，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根本上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8]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进程得以加速推进，并成为影响当今国际社会和各国发展最为重要的力量。在全球化巨大影响之下，国家的疆域形态以及国家控制地理空间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首先，各国的利益已经大大超越其领土范围，并彼此交织在一起。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日渐超越本土，开始向全世界蔓延。但是，在当今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下，这些国家再也不能肆意将主权管辖下的疆域范围无限制地向外扩张了，国家利益和固有主权领土之间便产生了矛盾关系。此外，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民族国家的主权体制在经济、信息、环境等多重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显乏力，“主权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尊严，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已经大不如前”。[5]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主权体制的疲软与超主权的国际规则开始显现。这样一来，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家的活动范围必然需要超出主权和领土限制，转而采取新的政治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去谋求发展。
其次，有限的地理空间与无限的利益追求，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带来了“国家拥挤”现象。②二战以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下土崩瓦解，新兴的民族国家迅速涌现。190余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其领土形态的疆域业已基本划定。如此众多的主权国家，都在谋求各自的国家利益。通过边界形式圈定的领土范围显然无法满足国家利益的无限发展，而现有的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也无法满足各国通过硬性占有的方式拓展疆域的需要。如此一来，“国家拥挤”的现象必将导致国家间的政治地理空间关系更为复杂和紧张。面对这个问题，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国家间或者通过边疆争夺、边疆战争的方式来实现主权领土诉求，或者通过迅速占有新的地理空间的方式来缓解国家发展对已有空间的压力。
再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活动空间。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高新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人类的活动范围不仅从传统的陆地、海洋、空中拓展到底土、深海、太空等空间领域，还开拓出了诸如互联网的虚拟空间。这些新的空间领域，一方面蕴藏着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在资源，另一方面也为维护既有的国家利益提供了新的维度。正因如此，世界各国纷纷投入大量精力发展高新科技，开拓和控制更大地理空间，俨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的“圈地运动”。当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力量延伸和渗透到这些新的空间，并形成有效的治理，就赋予了这些空间政治属性或国家属性，也就形成了新形态的国家疆域。
最后，全球化时代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对国家的空间概念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全球化浪潮在将世界各国凝聚成一个新的共同体的同时，也带来了两个饱受诟病的后果。一是，全球化对国家特性的消解。对此，时下有种说法叫作“世界是平的”，意指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得平坦化，其实质是强势的西方文明对其他地区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二是，全球化也将局部问题扩大化，使之容易蔓延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这个现象不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信息安全问题和文化问题等多个方面。正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这些弊端，导致全球化进程也伴随着反全球化运动。
以上这些因素，在全球化时代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对国家疆域形态的演变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一些新的疆域形态和疆域概念逐渐浮出水面。其中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疆域理论的提出引发了极大关注，并且逐渐凸显为重要的疆域形态。如果说传统的领陆、领海和领空是“主权疆域”的话，这些新形态的疆域则可称为“超主权疆域”，其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日益重要。当然，“这样的超主权疆域，并不是对主权性疆域的否定和排斥，它是在主权性疆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主权性疆域的补充”[2]。
同全球化之前的疆域形态相比，全球化时代形成的这种超主权疆域的存在形式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新形态疆域的构建是以国家利益为主要依据的。无论是战略边疆、利益边疆、高边疆、底土边疆还是在虚拟空间构建的信息边疆、文化边疆，或是在地球公地上割据的超主权疆域，无一不是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二是，新形态疆域的范围并不固定。同前主权时代的国家疆域相似的是，新的疆域形态并没有形成一套主权框架，也尚未在国际关系上形成较为成熟的约束机制。因此新形态疆域范围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和国家的利益。三是，新形态疆域以多样性的形式存在。既有实体疆域，又有虚拟疆域;既有硬性疆域，又有软性疆域。当然，尽管全球化时代的新形态疆域有其不同以往的特征，但是其根本属性依然是国家属性，是国家占有和控制的空间范围。
边疆理论是在一定的疆域形态下产生的，是对特定疆域与边疆现实的一种系统性、逻辑性的理性认识。因此，国家疆域和边疆形态发生变化，也自然会刺激与之相适应的边疆理论的出现。以全球化时代为分水岭，前后的疆域与边疆形态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边疆理论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第一，边疆及边疆理论更加受到重视。历史上，边疆曾呈现出多重属性，如政治性、文化性、地理性、经济性和战略性。但是作为国家占有和控制的一个空间领域，边疆的根本属性就是政治地理空间性。冷战以后，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格局解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为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无不在努力寻求发展空间。在主权体制下，以“先占”、“征服”、“割让”、“时效”等方式获得国家疆域的方式已经变得不太可能。此时，摆在各国面前的大概有两种选择：一是在主权体制以外拓展新的空间领域;二是重新规划整合国家的国土空间。海外利益较大、软硬实力均较强势的国家往往以第一种方式，在领土之外拓展国家的疆域和边疆;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选择了大规模地开发建设具有发展潜能的领土内的边疆地带。然而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必然要更加重视边疆及边疆理论。虽然有些时候，各国对于政治地理空间的观念和治理实践，并不以“边疆”的字眼来表示，但从其基本思路和逻辑上来看仍旧属于边疆和边疆理论的范畴。
第二，边疆理论努力适应全球化时代。冷战时期，受到两极格局的制约，全球化的进程相对缓慢。大部分国家的利益还主要存在于领土空间之内，受到国家主权的维护和保障。国家的边疆理论和边疆战略也由此局限在领土性边疆层面，正如于沛所言，“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仍基本局限于本土疆域之内，军事战略普遍奠基于地理边疆之上”。[9]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真正进入了“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全球化”。[10](P1)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边疆理论不断得到调整和扩充，利益边疆、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战略边疆等边疆新概念纷纷出现。从这些边疆理论和边疆概念的创制逻辑和创制目的来看，大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自己的利益和势力范围，这是一种外向型的边疆理论;二是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构筑自己的利益防线和安全防线，这是一种带有防御目的的内向型的边疆理论。面对全球化的滚滚浪潮，那些想在国际格局中谋求或维持大国地位的国家，大都选择了第一种边疆理论。
第三，边疆理论努力适应新的空间领域。近年来，边疆的范畴不仅从领土性空间拓展到了非领土性空间，还从有形空间拓展到无形空间，从实体空间拓展到了虚拟空间。而有关边疆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日渐多样化和丰富化。除了与全球化相关的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等边疆概念外，适应新科技革命下的新空间领域的边疆理论的构建也提上日程。国家形态及疆域范式的变迁导致了边疆形态日益多样化，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以下几种形态边疆在国家安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陆地边疆自古以来就是拱卫腹地的安全地带;海洋边疆则为保卫沿海地区提供了战略纵深;空中边疆可在地缘政治上形成“制空权”，从而在现代的国土防御中起到关键作用;高边疆、底土边疆的维系，也越来越凸显出潜在的国防价值。此外，作为陆疆、海疆、空疆、高边疆之外的“第五边疆”，信息边疆在维系国家信息安全中的作用也日渐得到重视，甚至有学者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能控制世界”。[11](P13)其实，即便是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也无不在保障国家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中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第四，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复兴与发展。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之后，世界范围内普遍形成了一种反对国家疆域扩张的思潮。作为与国家疆域理论直接相关的地缘政治理论也饱受诟病，甚至被视为替纳粹主义服务的侵略理论。冷战以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束缚在国家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了。西方各国为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又再次转向了曾被唾弃的地缘政治理论。尤其是德国学者，对于滥觞于其国家的地缘政治学理论进行彻底地辩护与反思。他们指出，地缘政治学的根本理论逻辑是“地理决定论”，自地缘政治学鼻祖拉采尔开始，地缘政治学者就坚称，“国家强大的原因在于其地理基础与自然环境特性，而勿论其属于哪个种族”[12]，“历史的进程及大国的兴衰本质上是空间决定而不是人所决定”[13](P48)，这从本质上将地缘政治学理论同纳粹主义的种族理论区别开来了。
“理论作为一种系统化、逻辑性的理性认识，既是现实发展的产物，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反映。”[4]面对全球化时代疆域及边疆形态的转变，传统的边疆理论产生了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困境，因此开始发生调整和重构。一种超主权的边疆理论开始产生，这一理论不仅关注领土空间内的边疆，还关注非领土性的边疆。这种边疆理论迎合了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外溢以及国家急需新的发展空间的需要，主动将更宽泛的空间概念引入到边疆理论当中，③从而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理论体系。此外，新的边疆理论还试图构建一种非主权性的疆域治理工具，进而为国家疆域的拓展和维护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但即使“在全球化时代，虽然民族的形态变得越来越丰富，国家的形态也因为受到深刻的影响而不断在改变，但人类社会仍然需要通过国家来治理，近年来逐渐凸显的全球治理也要通过国家治理才能实现。”[1]对于边疆理论而言，其最为根本之处在于牢牢把握住边疆的国家属性，将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部分，将边疆视为国家占有和控制的一个政治地理空间。因此，无论边疆理论如何发展，其根本的国家属性和国家视角不会发生变化。
注释：
①关于这三种边界的界定，参见陈振华编：《核心利益之领土主权》，测绘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
②关于“国家拥挤”的相关论述可参见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
③如底土边疆、高边疆、信息边疆等边疆理论，正是将空间概念与边疆概念嫁接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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