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是当前最大的风险，中国经济领域里的薄弱环节较多，风险隐患在增多，诸如房地产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影子银行问题等。建议政府降税、降息、降准。
徐诺金驳斥了驳斥了“中国经济增速下移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必然结果”的观点，并直指“目前经济增速的下滑源于我们对经济速度的轻视和投资的偏见”。
中国证券报7月15日刊登署名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徐诺金的文章，公开呼吁要降税将准降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引人关注的是，徐诺金的另一身份为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因此外界猜测徐诺金的这一公开表态是否就代表央行的态度。
徐诺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处于准通缩之中，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是当前最大的风险，中国经济领域里的薄弱环节较多，风险隐患在增多，诸如房地产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影子银行问题、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等，这些都需要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保增长、保投资相当重要。
徐诺金给出的宏观调控建议是，在“三降”上发力，即降税（企业税负）、降息（贷款利率）、降准（存款准备金率）。他同时还驳斥了“中国经济增速下移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必然结果”的观点。
该文题为《降税降息将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分别从“经济一处准通缩之中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潜力”、“经济增长放缓是当前最大风险”、“近期宏观调控应在“三降”上发力”等四个层面展开分析。
徐诺金在文中提及，“2014年6月中旬，我们分赴广东、重庆、福建、湖南、黑龙江、内蒙古，调研结果显示：二季度，随着‘微刺激’政策逐步落地，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企业预期仍不乐观，大多数企业生产经营仍有很多困难。产品销售困难，价格下跌，生产经营效益差。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金融风险上升。房地产销量下滑，价格松动，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趋紧，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出现明显回调”。
在他看来，“目前经济增速的下滑源于我们对经济速度的轻视和投资的偏见。有些观点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归因于我国经历30年快速增长后的潜在生产能力的下降。这是经不起理论和实证检验的。”
他认为，房地产行业的脆弱性正在显现，连锁反应正在发酵，而经济下行加大财政金融风险，股市与汇市也因经济增速放缓而走弱。徐诺金提出了保增长的七大必要性，声称财政、金融稳定、就业、收入增长、消费、防范风险、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均依赖经济增长。
为此，徐诺金提出的三大法宝：
一是要降税。降税政策要优于财政政策的直接发力，结构性降税。
二是要降息。对一个应该倡导实体经济、倡导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把大量储蓄资源用于投资国外获取低收益，国内一方面资金成本大大高于对外投资，两者相差1倍以上，另一方面又大量以5倍于对外投资收益（4%：22%）的成本吸收外资，这是极不合理的融资格局。要改变这种格局一方面要充分搞活金融、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改变投资政策，使更多的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投资；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加强金融市场管理，严禁以钱生钱、迂回曲折层层加码的所谓金融创新。
具体而言，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真正体现稳定性，一方面货币信贷的增长不能时紧时松，波动过大；另一方面市场利率不能时高时低，过大起伏。央行应该侧重引导长期资金成本下降，鼓励长期投资。
金融政策要搞活，已经投放流通中的资金要由市场去决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不宜过多的“行政性”干预阻滞资金的流动。
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统筹协调主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券商柜台、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
要根据长期资金来源创新长期资金运用方式，为长期投资安排好合理成本的资金融资方式。
三是要降准。目前，中国的货币供应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前些年受制于汇率和结售汇制度安排的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压力已经减轻。今年以来，新增外汇占款下降。5月份，人民银行外汇占款仅新增3.61亿元，环比骤降99%，增速创最近11个月来新低。前些年为了对冲这种压力，存款准备金率曾高达22%，至今也在20%左右的国际最高水平。这样高的准备金率实质上是银行为宏观经济失衡买单，也是近年来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等所谓的金融创新产生的原因。降准不但可以为经济释放流动性，增加资金供应，降低市场融资成本，也可以改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秩序，提高金融机构效益。目前中央银行已经进行了两次定向降准，对市场已经起到了引导作用，但还应加大力度，实行普降与定向相结合，直至把准备金率降至国际国内经济可承受的合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