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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谈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3月5日15:00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5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回答记者提问。

  主持人 舒启明:记者朋友们,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一场记者会现在开始。我代表大会秘书处对所有的记者朋友表示欢迎。根据安排,大会期间将举行三场记者会,今天是第一场,主题是“政协委员谈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共邀请到五位全国政协委员,我先作个介绍:这位是李伟委员,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资委原副主任、原银监会副主席;那边那位是秦博勇委员,她是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审计署副审计长;这位是陈雨露委员,他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那边那位是王培安委员,他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这位是刘炳江委员,他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常委、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

  记者会大约60分钟时间,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并说明问题提给哪位委员,建议每位记者朋友只提一个问题。现在开始提问。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我的问题提给李伟委员。我们知道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三大攻坚战”初战告捷,2019年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请问,就污染防治攻坚战而言,您认为2019年的着力点在哪里?谢谢。

  李伟:非常感谢光明日报对我的提问,因为你提问的这个问题是本届政协二次会议第一场记者会的第一个问题,我有幸回答第一个问题,谢谢。

  大家知道2018年5月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天上午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明了方向,作了全面的部署,明确了任务,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何进一步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央的各项部署和要求,尤其是刚才你提到的要针对当前污染防治存在的突出问题,怎么把握好2019年污染防治攻坚的着力点,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前天上午,生态环境部的李干杰部长在“部长通道”当中提出了“4567”等,讲得非常全面,也非常有针对性,所以我结合自己近年来在人资环委工作的情况以及发展中心的工作实践,从三个方面谈点认识和建议。

  第一,如果讲着力点的话,要着力统筹推进大气、水、土壤防治的各项行动。大家知道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加快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已经并继续发生着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成绩可圈可点。污染防治攻坚战对当前中国来说,我感到不同的地区或者不同的时间段,可以也应该有重点、有区别,但是从当前中国大气、水、土壤污染的现状和程度看,强化防治刻不容缓,而且是全方位的立体战。

  所谓“全方位的立体战”,如果形象地说就是要上天、要入地、要下河、要登山、要入海、要上岛,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所以说要着重强调统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三大保卫战”毫无疑问要有分工,但更需要统筹。

  具体而言,大气污染的防治要着重对京津冀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地区的秋冬季大气污染进行综合治理,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在京的同志们都已经体会到了,前年、去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各项指标该上升的上升、该下降的下降。但今年1月份、2月份包括3月初的数据,我深刻地体会到秋冬季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还是重中之重,它的艰巨性和反复性还是非常突出的。

  另外是水污染的治理,要侧重水源地的监控治理、黑臭类水体的治理,以及饮用水安全的治理。另外,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保护也应该作为一个着力点。

  在土壤治理方面,一个着力点就是要扎实做好土壤环境的监测、调查和统计工作,真正摸清底数,这有利于因地施策、科学施策。土壤污染地区的差异性很大,土壤污染各种成份都有,不摸清底数就很难对症下药。还有就是要加大对与大气、水、土壤污染都紧密相关的问题的治理力度,比如垃圾围城、农村环境,以及中国农村种植方面农药和化肥过度投放的突出问题

  第二,着力营造政府依法监管、企业合规排放、大众绿色消费,各尽其责、良性共进的外部环境。首先,政府要强化法治理念,尤其在体制机制上要加强法规建设,以提高政府监督的能力和效果,要通过依法、透明、专业、可问责的政府监管来促进企业遵守环保法规。同时,大家反映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怎么能够保障企业的公平竞争。

  其次,要着力为企业履行环保责任,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可行的减排机制和标准。再次,对国家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着力引导广大民众自觉树立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的新理念,还要动员和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参与各类环保公益活动,逐步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这是第二个着重点。

  第三,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尽力而为,但也要量力而行。特别要关注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过程当中,有一些措施可能会对一些特定群体和少数企业产生短时间的影响,所以为了保障民生,要维护社会稳定,对这部分特殊群体和企业要做好生活保障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过程中要严格规范涉及公众利益的政府行为。要广泛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尽可能耐心细致地多做政策宣传和言情说理的工作,目的就是能够争取得到人民群众更广泛的支持。谢谢。

  舒启明:继续提问。

  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请问秦博勇委员,我注意到您持续关注脱贫攻坚问题,去年您参加了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的调研,并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上作了发言。请问您在脱贫一线调研有什么样的感受?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让政协委员能够持续发力,助推脱贫攻坚?谢谢您。

  秦博勇:感谢农民日报的记者提问。确实,我去年5月份参加了全国政协卢展工副主席亲自带队的、由政协社法委组织的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深度贫困地区进行的实地调研。这次调研我深受教育,感触很多,收获也很多。我们看到了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国家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新篇章。我们通过这样的深度调研,也更加坚定了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调研的地方是泸水市金满村,这个村坐落在高黎贡山的半山腰上,这儿的村民祖祖辈辈住着一种房子,木棍当柱子,篱笆做墙,木板做房顶,这样的叫“千脚楼”。楼上住人,楼下养猪和鸡。这个地方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以来,我们看到了当地的贫困群众已经从山顶的“千脚楼”搬到了山脚下崭新的住宅楼,当地政府给贫困群众提供了公益岗位,解决了就业问题。可以说他们既“挪了穷窝”,又“拔了穷根”,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另外,参加这种深度贫困地区的调研,为我们建言资政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卢展工副主席带队,我们采取了“一杆子插到底”的方式,直接深入到基层,进村、入户,看了实情、看了实景、听了实话,摸到了真实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样的深度调研为我们建言资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举个例子,我们到达泸水的那天,天是下着雨的,大家都穿上雨衣、穿上雨鞋,走在泥泞蜿蜒的山道上,一侧是大山,另外一侧就是悬崖,悬崖下边就是奔腾的河水。我们基本上是手脚并用,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半山腰,到达群众的家中。当地群众看到我们头发淋湿了、衣服也淋湿了,非常感动。而我看到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干部,以奋斗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在扎扎实实推进基层脱贫攻坚工作并取得实效,我也被感染着、感动着。

  刚才您问到的委员参与扶贫攻坚工作的长效机制,我认为全国政协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长效机制,让委员们能够在长效机制中持续地关注这项工作。有议政性的专题常委会,有双周协商座谈会,有网络议政,这样的形式实现了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的双向发力。应该说舞台已经搭建起来了,机制也建立起来了,我们作为政协委员,应该更多的是做好扎扎实实的调研工作,积极建言资政,为脱贫攻坚工作出力,推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委员的力量。谢谢。

  舒启明:继续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的问题提给刘炳江委员。刘委员您好,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已从去年开始实施,今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攻坚之年,我看到您在前不久召开的生态环境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既然是打赢蓝天保卫战,那就要“军中无戏言”,“完不成任务必将被问责”。所以请问您,目前这项工作的进展如何?另外,“十三五”环境空气质量的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怎么样?谢谢。

  刘炳江:谢谢您的提问。看来雾霾问题始终是个热点。当前进展怎么样,我先向大家报告一笔账。去年一年来,化解钢铁产能3000多万吨,全国8.1亿千瓦的燃煤机组基本达到了天然气的排放水平,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煤发电基地,淘汰了1.3万台工业炉窑,全国的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首次跌破60%,达到了59%,而且关掉了2.3万台的燃煤小锅炉。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中央财政试点已经达到35个,去年一年北方清洁取暖,煤炭被清洁能源替代,完成了480万户以上。“公转铁”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铁路货运量增长9.1%,这是几十年来增量最大的一次,老旧汽车淘汰了200多万辆等,还有很多数据。这些措施有力地支持了2018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PM2.5浓度持续下降,优良天数不断增长。监测的这些数据和人民群众的感受也是一致的,大家不停地晒蓝天。

  这些措施的实施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从工作层面来说,我是非常有信心的,2020年约束性指标能够完成。信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2017年是“大气十条”收官之年,最难的就是北京PM2.5达到每立方米60微克能不能完成,很多专家学者甚至新闻媒体的朋友、国内外都说不可能完成,因为世界大气治理史上没有哪一个城市PM2.5一年能下降十几个微克,当时北京2016年是73微克,要降到60微克,一年下降十几微克没有先例。所以大家也非常紧张,标志性的成果能不能完成。

  那时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秋冬季攻坚方案,16个部委和省级部委会签,10天之内就会签完毕,这是一个奇迹。大家看起来都是众志成城,心中都恨这个霾。这一仗打的,北京降到了60微克以下。“大气十条”第一期的收官之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也使我们探索了一条打好打赢这个仗的路子,我们有法子、有办法。

  第二是在我们背后有两千多名全国一流的大气、气象等科学家,这是总理拿出了近6个亿的基金来支持做这项研究,所以雾霾的原因也基本搞清楚了。大家可以看到,每天每次信息向大家公布,雾霾什么时候来,多大范围,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及时公布。而且,这两千多位科学家在“2+26”城市和11个汾渭平原的城市,这39个城市都是驻场、驻市蹲点,制定“一市一策”来进行治理。因为有他们在背后,科学治霾、精准施策我们是有信心的。

  关于问责的事,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要求,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蓝天保卫战也要求实行量化问责的规定,凡是重点任务完不成,或者质量改善目标完不成的肯定问责。现在我们问责是有法有据,大家感觉到1月份甚至到2月份全国的PM2.5不降反升,而且重点地区升得还挺厉害。当然这里面有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气候异常,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是我想说的是,许多地方政府现在说什么“苦了这么多年该歇歇了”“打仗还要休整一下呢”,还说“我这儿该干的都干了”。蓝天保卫战要求打赢,打赢就是没有退路,非常明确。还是那句话,军中无戏言,言必信,行必果,完不成任务必问责,请拭目以待,谢谢。

  舒启明:请继续提问。

  财新周刊、财新中国改革杂志记者:我的问题想提给陈雨露委员。陈委员您好,去年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专门就“强化综合支撑、提高污染防治保卫水平”进行过专题讨论,多位常委和委员围绕绿色金融发展建言献策。作为金融领域的政协委员,请您介绍一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果。谢谢。

  陈雨露:谢谢财新记者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金融支持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金融部门可以发挥它市场机制的优势,在广泛地筹集资金、提供风险管理的工具,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这三个方面来为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持。

  陈雨露:2016年以来,国家加快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步伐,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16年我国正式公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的发布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另外,这几年绿色金融产业发展得也非常迅速,到2018年末,我们国家最主要的21家银行绿色贷款的余额已经达到了8万多亿,比2017年同比增长了16%,速度非常快。

  另外我们国家境内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已经接近6000亿,这个规模也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此外,在国际范围内,中国的绿色金融也拥有着相当的国际话语权和引领力。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之下,绿色金融发展的倡议和政协建议列入了2016年中国G20杭州峰会的公报,列入了2017年德国汉堡行动计划,也列入了2018年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的重要议题。这大大地增强了绿色金融国际主流化的进程。今天上午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明确地指出要加快发展绿色金融。

  下一步,我们觉得绿色金融的发展有三项核心的工作要做: 第一项核心工作,要构建我们国家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这个标准体系要求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应当说现在构建国家标准体系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一是我们原有的各种与绿色金融有关的标准有很多合理的地方是可以充分吸收的。二是国外有些国家在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方面有不少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国家经国务院批准,有五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经过过去将近两年的努力,也有许多的实践经验可以总结和凝练。

  第二项工作,充分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比方说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纳入了MPA(宏观审慎政策评估体系),通过这些指标的纳入来激励和引导我们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

  第三项工作,我们在绿色金融的国际化进程方面还需要持续地推动。去年人民银行、法国法兰西银行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共同牵头发起了一个全球央行和监管机构的绿色金融网络。为什么要建这个网络?就是想在全球范围内搭建一个推动绿色金融向前发展的常态化平台,我们要发挥好这个平台的作用,因为中国央行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总的来说一句话,就是希望通过我国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来助推我国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谢谢。

  舒启明:请继续提问。

  大众日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有关脱贫攻坚的,想要提问给王培安委员。2019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既定目标,医疗保障可以说是其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今天我们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着重解决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请问王委员,您认为从健康扶贫的角度怎样才能够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上病?谢谢。

  王培安:首先谢谢记者朋友的提问。我的观点是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2018年全国有1386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健康扶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国有190.5万户因病致贫、返贫的贫困户脱了贫,占贫困户总户数的40.1%。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1660万,其中因病致贫、返贫占40%以上,而且越往后剩下的贫困人口中老弱病残占比将越高。因病致贫不同于就业、住房、因学等致贫因素,难以做到一次性消除。

  健康扶贫属于精准扶贫的一个方面,因病致贫、返贫是扶贫“硬骨头”的主攻方向,这个事是长期化的,不随着2020年我们宣布消灭绝对贫困以后就会消失的,很多地方要通过一些综合的办法来解决,比如采取一些靶向的治疗。这深刻阐明了健康扶贫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指明了健康扶贫工作的前进方向。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指出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困难群众的医疗负担,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

  做好健康扶贫工作要把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落到实处,我认为首先是要解决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的问题。目前的三重保障,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向贫困人口适当倾斜以后,贫困人口报销门诊只能达到50%-60%,住院只能达到70%左右。所以说就要建立针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扶贫的补充保险,这个措施这几年正在推行,但是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一个方面,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人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健康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要立足长远,制定统一的兜底医疗的保障政策,加强制度的衔接,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报销后的个人支付医疗费用再次给予补助,使综合报销比例达到90%左右,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

  其次就是要解决看得上病的问题。一是突出重点,精准到人、精准到病,实施分类救治,全面落实健康扶贫的“三个一批”的措施,做好21种大病的专项救治,通过“四定”,定定点医院、诊疗方案、付费标准、报销比例,确保医疗质量、控制医疗费用,逐步扩大集中救治的病种范围。

  二是强化贫困地区的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的综合培养,通过“互联网+医疗健康”、医联体建设,亟需组织好三级医院组团式支援、贫困地区县级医院等形式,提高基层的服务能力。三是要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卫生健康服务的短板,实施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标准化建设,健全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四是实施好基本医保县域内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各类医疗保险在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一站式及时结算,让他看得上病,方便看病。

  再次就是解决少生病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预防为主,推动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开展“三减三降”专项行动,改善人居环境,加大重点传染病、地方病的综合防控的力度,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改变贫困地区的卫生习惯,培养健康生活方式,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少生病。谢谢。

  舒启明:继续提问。

  法制日报、法制网记者:提问秦博勇委员。去年围绕脱贫攻坚问题,全国政协专门到贫困地区进行调研,很多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也关注到这一问题。请问政协委员在调研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基层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上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请问在您看来应当如何确保扶贫资金能够得到安全和高效的使用?谢谢。

  秦博勇: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在脱贫攻坚过程当中我们持续地关注了在基层脱贫攻坚的资金安全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总书记对管好、用好脱贫资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要“阳光扶贫”,要“廉洁扶贫”。在调研当中我们也关注到了相应的情况,因此我们也建议有关部门在管理使用扶贫资金的时候要重点关注扶贫资金的精准、安全和绩效。

  关于扶贫资金的精准,我们建议还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扶贫资金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到贫困群众身上,特别是要关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移民搬迁和社保兜底的这些政策在基层落实的精准情况,确保能够精准脱贫。另外,我们也建议关注扶贫资金的安全。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总书记对扶贫资金也要求要资金安全、要阳光、要进行监管。我觉得扶贫资金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安排扶贫资金的使用、确定扶贫的一些项目,包括研究确定扶贫事项当中,要公开透明进行,让群众能够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真正保证资金的安全。

  再一个,我们建议关注资金的绩效,刚才讲到了扶贫资金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要用好、用活、用出成效,特别是要让每一笔扶贫资金的效益都要最大化。在基层既要解决输血的问题,也要解决造血的问题,特别是要在产业扶贫当中建立利益连接机制,真正把贫困户的利益连接起来,既要扶贫,又要扶志,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同时我们也要帮助群众种上“摇钱树”,养上“下蛋鸡”,真正实现脱贫成果的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谢谢。

  舒启明:请继续提问。

  澎湃新闻记者:我的问题提给李伟委员。散煤治理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一项举措,但是这两年全国在推进煤改气、煤改电的过程中也一度出现了“气荒”问题,所以想请问您,要减少环境污染,在城市或者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如何稳步推进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谢谢。

  李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理解你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后半段,就是能源结构调整和城市区域的发展问题。大家都知道,去年年底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9.58%,这是按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计算,而实际上按城市城镇所承载的流动人口计算,远远大于这个比例。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的排放,可以说主要集中在城市以及与城市密切相连的工业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到如果把城市和区域的污染防治治理作为我们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战场并不为过,特别是涉及到能源结构问题。当然了,近些年来我们不断加大城市污染治理力度,正在倒逼能源结构加快调整优化,加快提升能源效率,促进减排的提升。

  有一个数据,十八大以来,在能源结构方面,煤炭占总的能源消费比重下降了超过8个百分点,而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升了6个点。我们现在能源结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煤炭的比重太重,最高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了70%以上,现在下降到了59%左右,但这还是很高。所以把城市区域的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考虑和部署,这非常重要。

  从我的工作体会来讲,下一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能源结构调整的力度,也加大优化的措施。一是针对大中城市和重点地区,重点在是工业领域加快实施“双替代”(天然气代煤、电代煤),这个非常关键。另外,区域性的怎么考虑稳步推进呢?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当然在逐步推行。为什么把这一点作为能源结构调整的第一条呢?

  现在我们的煤炭消费总量,从实物量来讲,还在接近40亿吨,就是38.2亿吨,这样大量煤的消耗、消费,包括取暖,包括其他各种形式的用煤,造成了碳排放和主要污染物下降的速度很慢,碳排放的峰值要到2030年,我们使用煤炭的峰值已经过了,但是污染的空气排放最主要的碳排放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达到峰值,其中煤炭在这里面占了很大比重。所以“双替代”对城市尤其是工业领域是重中之重。

  二是在城市大力推进节能建筑、建筑节能。在这方面国外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现在科技的发展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充分利用。在这方面我们的潜力还非常大。另外,在城市取暖、散煤替代方面还有一个捷径,就是燃煤电厂各种形式的余热取暖和热能利用,这里面也有很大的潜力。另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加大地热能的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供暖、制冷。

  我在工作当中接触了河北的两个县,他们开发得比较早,开发的效果也比较好。一个是雄安,早在它成为雄安新区之前,在2009年就有中国石化新星公司引进,进行地热能的开发。去年年底它的地热能的供暖面积已经达到了870万平方米住宅,包括办公楼。什么概念呢?它替代了标煤22.6万吨,每年减少碳排放接近60万吨。

  雄安新区的目标提出来以后,按照规划地热能的利用将会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河北省的大名县,大家知道宋朝著名的大名府,这是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定点扶贫项目。不到三年的时间,到去年年底,它的地热能的供暖面积已经达到了287万平方米,替代标煤6.6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了17.4万吨,城区里面的取暖90%覆盖了,现在都用地热能,潜力非常大。

  三是要优化重点区域运输的结构,积极推进京津冀等重点地区公路转化为铁路,建设低碳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这是什么概念呢?公路转铁路,现在中国的货运主要是靠公路,2017年的时候大体是472亿吨的货运量,78%是公路,14%多一点是水陆,铁路只有7.8%。而公路运输靠汽车,载重汽车主要消耗汽油,甚至很多是柴油,汽油柴油对空气污染的程度大家可想而知。将来我国运输货运的发展方向,或者能源结构调整的方向就是更多的利用水运或者铁路,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另外,特别要强调的是现在城市群逐步在发展,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讲到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也是一个世界级城市群,其他一些地区中心城市逐渐向城市群发展。而在城市群发展的过程当中,公共交通的发展是我们应对污染防治攻坚的重要的方面。还有清洁能源车辆,这两点是重中之重。

  四是考虑进一步改革完善电力供应体制,收入水平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城市能力比较强的城市可以加大水电、风电、光伏在能源使用上的比重。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电和光伏是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因素多一些,发电生产不一定很稳定,所以要把这项措施和电力体制的改革完善进一步结合起来,步骤上可以是先试点,条件成熟以后再逐步推进。第四条的核心在于多发挥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作用。谢谢。

  舒启明:请继续提问。

  经济日报融媒体记者:我的问题提给经济界别的陈雨露委员。请问陈委员,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您认为去杠杆是否会让位于稳增长?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谢谢。

  陈雨露:谢谢经济日报的提问,你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何处理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关系,也是这次会议代表委员们讨论比较多的话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所以总书记最近明确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大家知道,去杠杆的政策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因为历次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一个国家宏观杠杆率如果过高,或者是在短期内宏观杠杆率上升得过快,往往是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2016年以来我们国家去杠杆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前些年我们国家的宏观杠杆率每年平均上升十多个百分点,所以风险积累得非常大、非常快。2016年到2018年,我们的宏观杠杆率每年平均上升只有5.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速度下降了一半。其中2018年宏观杠杆率不仅没有上升,还下降了1.5个百分点。所以说稳杠杆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

  当前我们进行的是结构性去杠杆,希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杠杆率能够尽快降下来,把债务尽早降下来。我理解,结构性去杠杆和稳增长之间有很多统一的一面,并不是完全对立。比方说结构性去杠杆最终的目标也是要稳金融,而金融稳经济才能稳。

  另外,结构性去杠杆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也就是说当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在宏观调控上需要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的调节作用,来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这样结构性去杠杆也才能向前推进。比方说去年,我们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人民银行先后多次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大量的中长期的流动性,为稳增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结构性去杠杆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僵尸企业”出清是要坚定执行的。因为“僵尸企业”出清一方面可以释放沉淀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腾出更多的金融资源用到更高效率的行业和企业当中去,这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的高效率增长的。另外,我们推进的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把企业的债务转化为股本投资,一方面可以降低宏观杠杆率,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对于稳增长也是很有好处的。

  去年7月份,人民银行专门定向降准释放了5000亿的资金来支持市场化的“债转股”,所以对这部分企业稳增长也起了很大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我们遵循好坚定、可控、有序、适度的要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处理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关系是可以做到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要保持我们国家宏观杠杆率长期持续的稳定,需要金融和实体经济两个方面共同发力。一方面需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努力地突破我们面临的体制和机制的障碍,建立一个又规范、又透明、又开放、又有活力、又有韧性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要大大地加强股权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这对于长期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深化改革之点。

  另一方面,我们还继续坚定推进实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坚定地去债务出清、产能出清、“僵尸企业”出清,坚定地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坚定地支持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早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才有根本性的保障。谢谢。

  舒启明:请继续提问。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记者:因为一直持续关注环保工作,所以想向刘炳江委员提问。这两年我们特别关注到北京市在治霾方面力度越来越大,而且成效也非常的显著,老百姓在微博、微信当中刷蓝天的次数越来越多。针对现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已经进入到爬坡过坎的攻坚阶段,北京市和其他的省市都提出了治霾要“一微克一微克抠”这样的新要求,请问刘委员,您认为未来还有哪些污染源需要重点进行治理?另外,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从而让老百姓收获到更多的蓝天?谢谢您。

  刘炳江:谢谢。你说得对,大气污染治理尤其是以北京为例,确实进入了攻坚期,要啃硬骨头。我报一组数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7.2%,这7.2%的国土面积上布局的是什么产业呢?1/3的平板玻璃在这个地方,39%的电解铝在这个地方,43%的粗钢在这个地方,49%的焦炭、60%的原料药等都在这个地方。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这么密集,导致了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全国平均的4倍左右。所以大家说一没有风霾就来,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排放量远远超过大气环境容量,你说不调结构能行吗?但是调哪一个结构都是比较难的。

  对北京而言,“一微克一微克抠”真是到了时候,因为从“大气十条”到现在,2013年北京煤炭还是2000多万吨,到了2018年不到300万吨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已经把一千多家企业搬迁了,北京靠调结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2013年大约90微克,去年降到了51微克。大家都生活在北京,北京2013年重污染天气58天,去年一年15天,这说明我们治理的路子是对的。

  作为职业治理大气污染的人,我提两组数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生态环境局发布了2018年北京PM2.5的源解析,通过细小颗粒的测试,能够测出来源来自哪里。北京全年51微克之中,2/3来自北京市,1/3来自外界传输,这是全年。但重污染期间,像刚刚经历的这次空气重污染天气,55%-70%来自于外地,因为气象条件不一样,这两个数非常具有说服力。

  所以对于北京市而言,现在本地污染中45%来自移动源,机动车这一类。所以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产业结构,已经不是煤炭治理了,已经转移到移动源治理上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北京的公交车,电动化的公交车越来越多,这是到2020年前的要求,公交车改成电动车。重型载货车,凡是北京的重型载货车逢来必查,去年可能查了218万辆,其中冒黑烟超标的15%,氮氧化物超标的30%,任务还很艰巨,这是对北京而言。

  北京以外的区域着重还是四个结构的问题。在产业结构上,起码河北省这几年要淘汰掉4千万吨的钢铁,剩下的钢铁,重点地区不仅仅是河北,全面实行钢铁的超低排放。而且量大面广的工业窑炉,要么用清洁能源替代,要么深度治理,要么就淘汰掉。在能源结构方面,刚才李委员也说了全国的数据,全国十大煤炭消费省里四个都在这儿。所以在这个地区的重中之重是农村的散煤替代,因为农村烧的散煤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相当于电厂排放的17倍,散煤进行能源替代是对经济、社会、环境最优的一个手段,拉动GDP,农民告别烟熏火燎的年代,对于空气PM2.5浓度下降,这是重中之重要干的事。

  第三个,刚才李伟委员也给大家说了“公转铁”的事,全国的公路货运量占比可能是75%左右,这个区域84%,因为大宗物料产品都在这个地区,铁路货运跟不上就导致这么一个结果。现在我们是拉单挂账,在钢铁、燃煤电厂、焦炭,甚至电解铝、有色金属上都拉单挂账,在建设铁路的货运线,禁止再用公路大货车运输。

  对于土地使用的情况,太行山沿线是矿山最密集的地方,现在要求复绿,建筑施工、水利施工和道路施工扬尘控制住,技术路线都非常清楚,每年的任务量非常清楚,而且最关键的一招就是重污染天气大家联防联控,一声令下大家齐步走,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放,有统一的命令,今年最大的任务就是制定这个名单。大家有时候会感觉到,连续三天的重污染预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第四天才重污染,说明应对得非常有效。

  所以减排措施千万条,列的单子千万条,措施千万条,但是减排是第一条。我们和大家一样都渴望蓝天白云,目标已明确,措施已经分配下去,只有大家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谢谢。

  舒启明:最后一个问题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想问王培安委员关于中国生育政策的问题。请问中国是否在考虑取消计划生育,有没有时间表?在有新政策之前,政府对计划外生育,比如三孩、未婚生育等持何种官方立场?你觉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全球竞争力、养老体系有怎样的影响?中国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够做什么?谢谢。

  王培安:首先谢谢泰晤士报记者对中国发展问题的关注。我认为当前中国人口发展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要处理好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关系,努力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一方面人口众多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近14亿的人口总量对于尚不发达的经济社会运行基础和有限的资源环境负担能力还是过于庞大,人口规模如能适当少一些,人均资源占有量就会更加宽裕,人均环境保有量也将更加宽松。

  另一方面,从结构上看,年轻人口减少、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我国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时间长、不平衡、边富边老等显著的特征。人口多了不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均衡发展的具体目标如何确定?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图景又是什么?建议相关部门和机构对这些问题加强研究。

  二是要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人力资源基础仍然雄厚。按照国际口径,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国家还有9.9亿,到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还有8.2亿。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欧美发达国家年轻劳动人口目前约为7.3亿,而且他们的劳动参与率还比我们低,但是经济总量是我国的4倍,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6倍。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将不断提高,也就是说不光现在劳动力比较充裕,就是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我国劳动力的数量仍然是比较充裕的。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我们当前不缺劳动力的数量,缺的是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大军。

  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不能再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质量驱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

  三是要下大力气把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全面两孩政策”落到实处。当前,广大群众面临不愿生、不敢生的问题,生出来孩子没人带、养不起,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今天上午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我们了解到,影响群众生育行为的主要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经济社会因素,“全面两孩政策”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家庭的需求,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大力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补短板,积极发展托育服务,重点满足3岁以下不同城市的托儿服务需求。抓重点,落实育龄夫妻依法享有的各项福利待遇和计划生育的免费服务,落实个税减免扣除。强弱项,完善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支持女性职业发展,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人口是经济社会系统中最基础、最活跃的因素。在此,我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研究机构要高度重视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密切跟踪监测,科学评估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中央决策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谢谢。

  明天下午将在这里举行第二场记者会,主题是“政协委员谈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欢迎记者朋友们参加。

  舒启明: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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