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哲学理论的创新必然需要理论自身的反思以及社会现实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不是思想的教条，恰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新的理论探索过程。
哲学的创新在于探寻走向现实生活的通道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言，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方法，运用新的材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作出新的更深入的阐释，以增强其对当代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但从严格的意义或本来的意义上说，创新应是一种原创性的研究，是新的观念、新的理论的创造。虽然这两种意义上的创新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在思想中还是应当有二者的界限，有它们各自的标准。我今天要讲的事情，都是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创新的。
后一种意义上的哲学创新，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就是关注现实实践，直面时代问题。哲学创新的第一步，是寻找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不在书本上，不在历史中，不在任何别的地方，而只能存在于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学习书本、研究历史都非常重要，但那是占有和积累哲学文化资源，也就是占有和积累解决问题的手段，哲学要解决的问题却只能是时代遇到的问题，那才是新的生长点。只有把握到时代的问题即时代的矛盾，才有可能在谋求问题的理论解决的过程中产生新的观念、新的理论。因此，哲学创新的前提性工作，是探寻哲学走向现实生活的通道。我们认为，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社会哲学就是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会通的最佳渠道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是明显地存在着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种哲学维度的。历史哲学是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揭示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一般规律，我们所熟悉的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哲学的维度，即一般历史观的维度。而社会哲学则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种哲学维度的关系就是唯物史观与现实历史的关系。哲学研究要面向现实实践，就必须把握住社会哲学的维度。这也是我近三十年来坚持开展社会哲学研究的缘由。
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社会体系，因此，社会哲学研究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而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归根到底是由研究者身处其中的社会实践背景所限定的。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而且它不同于西方“先发”国家那种自发的、相对缓慢的转型过程，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改革自觉地推进的，在其体制转轨时期是一种急速的社会变化过程。因此，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矛盾和问题会集中快速地发生和显露出来，亟须依靠哲学和各种社会科学的共同努力去把握。其中，社会哲学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社会哲学更具综合性，它能在综合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念，实现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观念引导。依据上述理解，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们选择了目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并推出了一套“社会哲学研究丛书”。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了全方位的考察，为人们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一个初步的却是必要的观念框架。
社会转型时期，新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转型过程的推进，社会哲学的研究也会不断地拓展和深化。20世纪末、21世纪初，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以及它对整个社会转型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成为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问题，我们便把社会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政治哲学。在广义上，即在同历史哲学维度相对应、相区分的意义上，社会哲学当然包括政治哲学。因此，政治哲学研究仍是社会哲学研究的继续。事实上，在重点转移以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已经在“社会哲学”的名义下，做了若干政治哲学课题的研究，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政策、权力规范、协商民主、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公平和效率等，这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对现实问题的观照。
把政治哲学归属于广义的社会哲学范畴，在学理上也是说得通的。一方面，政治哲学的研究必须有社会的维度。所谓社会维度就是社会结构分析的维度，政治与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关系考察的维度。失去社会维度，就政治谈政治，是揭示不了政治事物的本质，做不好“政治哲学”研究的。例如，在研究协商民主问题，论证政治协商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协商何以必要、何以可能时，就必须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入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国家和社会一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也就逐渐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状态。在这种社会结构状态下，为保障和有序增强社会的自主性，国家(政府)便必须逐步地把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让渡给社会，以逐渐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而推进民主的社会协商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的研究又必须有政治哲学的视角。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政治生活也会有新的内容和形式，一些原本似乎与政治无涉的问题也具有了政治的性质。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应当更新“政治”观念，超越过去长时期接受的那种狭隘的“政治”观念。例如，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理论是在《资本论》里论述的，马克思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过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关注(更谈不上政治哲学的关注)，觉得它不是地道的“经济”问题，同“政治”也离得较远，往往把它作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放过去了。可实际上，这正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哲学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总体性问题。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指的是一种社会状态，其基本内涵是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即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正是所谓“人类解放”的实在内容，而马克思创立的政治哲学正是以人类解放为价值目标的政治哲学。
上述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新观念、新方法，都是马克思教导我们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政治哲学的研究的。把政治哲学归属于广义的社会哲学范畴，在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把握社会的维度，又在考察一些应当运用政治哲学视角的社会问题时自觉地运用政治哲学的视角，这不但没有模糊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而且有助于打破过去长期形成的学科分立的局面，将有助于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我们强调政治哲学的研究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就尤其需要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都不是按学科发生的，对于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都需要哲学和各种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综合研究。我们正在做的民主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就是遵循上述的思路和方法进行的。
研究民主问题就是要在理论上回答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结合总结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实行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推行民主政治协商的丰富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新情况新变化，我们认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向。因此，我们把民主问题的研究集中到对于协商民主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较为系统地探讨和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实践基础，以及协商民主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践推进中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同时研究和阐述西方民主理论由代议民主到协商民主的演进、中西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等，对协商民主理论问题作出全方位的探讨。仅就研究者应有的理论准备、知识准备来说，就涉及众多学科，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深层理论研究固然是一种政治哲学的研究，但必须有哲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合作才能有效完成。
社会正义问题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实践中呼声最高的问题。对于正义问题，一方面要做好基础理论的研究，全面正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对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公平正义问题进行理论的研究。实际生活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应当首先找寻恰当的切入点或突破点，例如，公平和效率这两种价值追求的关系就可以作为切入点。计划经济模式把公平放在首位(这里说的公平指实质上的公平，而不是指形式上的公平)，而市场经济模式看重的则是效率。市场经济本身不能解决公平问题，按它自身的逻辑只能造成不公平。解决公平问题要依靠国家(政府)干预及由政府从市场外部对其自发作用给予必要的矫正。这种干预或矫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做的，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更应当这样做。因此，曾经有过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类的提法，有一定的价值，但关键是把握住效率与公平合理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是历史的、变动的。把握好这个合理的结合点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需要政治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合作研究提供理论和智慧的支持。为了防止空洞、抽象的研究，我们已着手建立“中国政治指数”，“协商民主指数”已初步完成，下一步准备做 “公平正义指数”。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无古人的大变动，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遵循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必将更好地发挥哲学的探索功能和批判功能，为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也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打开新局面。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