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发改委、卫计委出台的通知，自今年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实现市场定价。消费者普遍担心，一旦药价放开，价格会更高。现在距离6月1日，刚刚过去几天，全国各地有不少新闻曝光，一些药品价格暴涨，甚至涨了10倍。放开药价，到底是不是好事？
药价放开后，现有低价药一定会涨价
低价药此时不涨，更待何时？
中国的药品价格，有一处很独特的现象：一些药品，价格过高，被指责是“暴利药”；而另有少数药品，价格畸低，甚至低于成本价。对于这些价格很低的药品，我们暂且把它们称作中国药品界的“样板工程”。
6月1日药价放开后，全国各地的都市报，很多都派出了记者去药房探访。其中有一种药物，遭到了火力最猛的进攻，它叫“地高辛片”，是一种治疗心脏病的处方药。这种药物在之前的售价是6.7元/瓶（每瓶100片），而根据湖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媒体的最新报道，这种药的价格已经涨到55元/瓶至68元/瓶不等，确实是涨了近10倍。
地高辛片涨价最客气的，卖到了55元1瓶地高辛片涨价，几乎是必然。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的数据，这种药物有生产批文的厂家共11家，但是从2014年9月份起，只有2家还在生产。原因很简单：原料价格已经从2014年9月的7.5万元/公斤涨至2015年1月的40万元/公斤。而还在生产的这两家，也是因为企业效益好，在其他药物身上赚的钱，补贴一点到这种药物的生产上。
早在去年，发改委就出台了《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已经明确表示“要保护低价药的生产”。在这之后，对低价药的价格管制一直在松动，有些低价药已经在涨价。直到今年6月1日，更明确的通知出台后，低价药涨价、甚至是大幅涨价，是可以预料到的局面。
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低价药本就该涨，不涨的后果远比涨价严重
只要是涨价，消费者一定不喜欢。但如果换种问法，请在涨价（未到不可承受之地步）和根本买不到之间选其一，怎么选？
地高辛片就是患者需要选其一的药物。根据这种药物的经销商介绍，从全国范围来看，地高辛片已经断货1年多了，只是偶尔能在局部地区的药房，要碰运气才能买到。在药厂早先得知6月1日要放开价格管制后，积压了一些库存，准备在之后陆续放出来，以后也会加大这种药物的生产。
低价药物，很难购买，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2011年初，心脏手术中的低价必备药品“硫酸鱼精蛋白注射液”缺货；2012年，救治心力衰竭的低价药品“西地兰”注射液缺货。为什么缺货呢？理由和地高辛片是一致的。比如，在西地兰短缺的2012年，虽然拥有这种注射液生产批文的企业共有6家，但当时其他5家企业均不再生产。原材料价格、人力和企业运营成本等大幅上涨，药品定价却十年未动，成本的压力全部压在了这唯一的生产企业身上。它怎么可能不缺货？
在价格放开之前，每个省都有被限制价格的低价药对于患者而言，低价药物涨价相比于根本买不到，还是涨价好一点，而且，低价药就算涨10倍，也在患者的可承受范围内。虽然发改委在去年，就呼吁取消低价药品价格的限制，但同时还设定了一条红线，即西药日均费用不超过3元、中成药不超过5元。就以涨价10倍后的地高辛片为例，每瓶包装数量为100片，根据包装上用量，口服半片至两片，每日一次。算下来，现在每瓶价格68元，服用两片的话，每日费用也仅为1.36元。不仅没有超过红线，而且对中国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可以承受的负担。
真正的坏事是，药价虽放开，但管制照旧
这次，发改委联合卫计委出台这项政策，逻辑上是希望，通过放开对企业定价的限制，让药企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肉搏，然后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总体上，这种交给市场的态度，肯定是正确的改革路径。但放在中国医药定价体系的大背景下，这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又不得不让人怀疑。
这就要说到，中国的绝大多数药品，是怎么定价的。按照我国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办法，所有公立医院使用的药品，都由当地省级药品集中采购部门统一竞价，形成药品目录及招标价格（其中包括基本药物、医保药品及非医保药品），然后，医院再从省级政府核定的药品目录中进行选择。选择后，医院可在药品招标价格基础上加价15%，销售给患者，但加价后，最终价格不能超过发改委规定的药品最高零售价格。
每个省每年都有一个药品目录，这个目录的形成，是卫生部门在把控这次发改委放开的，就是这个“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很多人的理解，这就等于药品价格市场化了，一种药物究竟是高价，还是低价，市场说了算。可问题恰恰在于，虽然放开了最后这道价格关卡，但哪些药品能最终进入医院，还是由卫计部门主导的药品招标采购部门决定。
各省卫计部门下设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心，既不实际购买药品，也不使用药品，更不支付货款，却决定着数千家药品企业的几万个药品准入资格和价格，权力巨大。由此滋生的腐败案件，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再来看中国人获得药品的方式，更要对在这种招标体制下的所谓“放开”产生疑问。2013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约1.15万亿元，医院市场的药品销售规模9423亿元左右，零售药店市场规模204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患者在医院购买药品占据药品总销量的82%，而医院能卖什么药、卖什么价格，又取决于政府部门把控的招标中心。那么，从整体上看，所谓“放开药价”对于药品市场的良性竞争，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所以，真的想改革，就要彻底放权，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药品的招投标，而不是依然握住核心权力舍不得丢，却高喊着我们要改革。
只靠取消政府定价，解决不了以药养医的问题
谁都知道，药价的水分是以药养医制度形成的。2014年，中国的医院收入中，药费占比高达39%，是医院的第一号收入。而挂号费用占比只有区区0.3%，即使手术收入也只占4%。把挂号费，诊疗费，服务费，床位费，护理和手术的收入，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30%。
不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药价问题问题来了，医生的胃口已经喂上去了，要想降下来绝非易事。根据专业人士的测算，假设一个在三甲医院工作10年的外科医生，现在明面上的收入是1万5每月，现在即使把这个收入乘以3倍，每个月4万5，也弥补不了医生在取消以药养医后的收入落差。
既然弥补不了，这个缺口，医生、医院一定会想方设法在药品上找补回来。所以，在以药养医机制未破除、医院绩效和医生薪酬制度改革未能突破、医生的身份定位问题未解决（管制的一种）的背景下，通过在药品价格上取消限制，反而是助推医院只卖高价药，诱导医生只开高价药。
除了政府要真放权外，用医保来控费要坚决贯彻
中国的医保控费做得非常差，不仅没有靠医保来“控”，反而靠医保来“奢”
目前，世界各国药品价格的形成主要遵循两个思路：1，由政府制定或限制价格，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医保体系不健全的国家；2，在医保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他们大多是通过医保体系本身，对药品价格进行调节，即通过医保控费的模式，来经营“药品”这个特殊的商品。
而医保作为中国医疗体系最主要的支付方，在控费方面始终显得疲软。这是因为，中国的医疗管理，实施的是高门槛准入，一旦某医疗机构获批，对于医保使用的监管则非常粗放，一般采用总额预付，以及对超过400元大处方进行管理。但这些手段都很容易被规避，导致每家医院的医保额度年年增高，却依然不能满足需求。医保额度节节增高，既有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的原因，也有浪费、贪奢的成分在。
用医保来控费，在中国还未起步按照学界的最新测算，根据现在医保的筹资和支出速度，预计至晚在2020年左右，医保会面临严重的支付困境。那么，我国医保控费之所以失败，问题出在哪？
关键在于，我们缺乏通过民主机制产生的买卖双方代理人。在确定付费标准方面，不论是从国家到地方，都缺乏一个确保买卖双方公平谈判的机制性平台。在德国，设有联邦制药委员会，负责确定所有的药品能否被医保支付以及支付价格，该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独立委员3人，还有5个来自于医师协会、医院协会、牙科协会，另外5个是来源于各大保险组织的代表，这个平台搭建的，才是平等买卖关系。再看中国台湾，也设置有医保药品价格拟定委员会，也是由各界代表组成。
药品价格虚高、医院过度治疗的最终解决，是需要从一些人口袋中掏出真金白银，牺牲利益的。
结语药品价格放开后，低价药虽然会涨价，但这是利大于弊的事。可是，要指望整体药价实现市场化，仅仅通过“放开药价”，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