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信息，在刘习聪的手机里弹出来。
“城里好多课外培训取消了，我想把孩子送回来读书。但这样，他会不会输得很惨?”
面对家长的疑虑，刘习聪回了四个字：“尽管放心。”
刘习聪是一名乡村学校教师。他所在的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平口镇完全小学，是湖南省最大的库区农村小学之一，有2000多个孩子在这里就读。
尽管这几年，也偶尔有家长向刘习聪提出这个想法，但最近类似的咨询明显多了。随着“双减”意见公布，学科类课外培训班齐踩“刹车”，作为学习主阵地的学校，愈发成为广大家长和孩子的重要依托。
在各方关切面前，学校该如何应对“双减”带来的挑战?“尽管放心”的底气，又从哪里来?
下午三点半之后 乡村校园也能很精彩
“双减”意见出台当天就在刘习聪的朋友圈刷屏了。他松了一口气，“给学生减负，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减的地步”。
他的一位亲戚，夫妇俩分别在城里做保洁和出租车司机，每个月两个孩子课外补习的开支就超过3000块，夫妻两人苦不堪言。
这不是个例。作为特岗教师，刘习聪在湖南益阳、贵州威宁都任教过。他观察到，这些年来，很多在外务工的家长选择将孩子带出乡村，去城里上学。而那里令人眼花缭乱的课外培训班，让这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家长备受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上，费用高而且不知咋选择;不上，又怕跟人家娃的差距越拉越大。
“有效果也就罢了，很多时候，补习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刘习聪说。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教育从业者的心声。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一直认为，“孩子们太委屈了”。
“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有自己的教学节奏，而课外培训完全是另一套。培训机构往往只是迎合升学需求，搞知识灌输、题海战术、超前学习，是急功近利的。当孩子们需要同时面对两种节奏、两套标准，学习本来的规律和节奏，怎么能不被打乱?教育的生态又怎会不被侵害?”她说。
在刘希娅看来，教育重心回到学校，“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回归了教育应有的规律，也让学校和老师松了一口气”。
课后服务，在谢家湾小学已经开展了好几年。孩子们根据家长时间来选择自己的放学时间。刘希娅表示：“每个孩子对新知识的接受快慢不一，下午课后的时间段正好根据自己的情况，由老师有针对性地进行加强和巩固。当然，更多的孩子会在校园中的各个兴趣组充分享受童年时光。”
三点半之后的校园生活，在乡村也一样精彩。
“随着国家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乡村学校也不断在进步和发展，这些年，我越来越有信心跟家长们说，没有课外补习，学校也一定能教好孩子，甚至更有效。”刘习聪说。
平口镇完全小学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校内课后服务。服务分为两种，一是课内辅导，二是兴趣课程。其中，兴趣课程班更受孩子们的喜爱。除去书法、足球等常见课程，更“小众”的葫芦丝课、古筝课，也出现在了可选课程中。
随着课后服务的加强，刘习聪每周一、三、四都会面对不同的面孔，辅导学生们的数学、作文等。“工作时间是变长了，但你问压力会不会变大，我觉得真的也不大。”他说，“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是最快乐也最放松的。”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物理老师张翼翔每天的午饭，几乎都是小跑着去食堂买的。没等扒拉完，学生们便带着千奇百怪的问题来到办公室了。
但他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感受到学生对物理的热爱，灵感与创意也在师生的交流中不断迸发。
“双减”意见指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这意味着，在学校的时间，尤其是课堂上的黄金四十五分钟，至关重要。
想让孩子们减负，老师们着实得下一番功夫。如何把握好校内时间，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让学生们轻松又完整地掌握各个知识点，这是张翼翔最常思考的事情。
在一次实验课上，经过反复比对后，一位同学兴奋地说：“张老师，原来摩擦力跟速度真的没有关系啊!”这让张翼翔意识到，过去，教师在设计和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处于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只有从孩子们的年龄和认知阶段出发去理解问题，通过大胆设想、求证、实践、分析、总结，才能让学生们把课本上的知识点留在心里。
现在，在他的课堂上，学生看不到“满堂灌”的PPT，也听不到太过绝对的论断。一切，都是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灵活“排兵布阵”。“我的课程注重探究的过程，通过现象引导孩子自己发现问题，再自主选择实验器材、设计方案，将研究方法渗透在实践中。”张翼翔说，“让学生有一个完整的自主思考的过程，比别人告诉他知识点更管用。”
这个过程，既是学生的学习过程，也是教师的反思过程。
刘希娅也认为，减轻学生负担，意味着老师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备课，不断提高课堂质量和作业质量。这要求老师长期保持对学生的观察，精心挑选每一道题、每一个案例、每一个文本，只有花时间去研磨，才能收获精准性和实效性。现在，谢家湾小学的老师们正抓紧时间，每天在办公室埋头备课、探讨交流，研究教案讲义，为新的学期作准备。
“一堂课只讲一个知识点，但必须讲深讲透。”这是陕西西安高新第三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黄红的“信条”。“比如这堂课，我就专门讲‘动作描写’。”近20年一线教学经历，加上身兼母亲与老师的双重身份，让她在学生成绩之外，更加看重陪伴与共同进步的重要性。
据黄红介绍，减负之后，孩子的作业减少了很多，连作文也基本能在学校完成了，“这对课后作业质量要求其实非常高”。为此，她为孩子们制定了阅读计划，每周精心挑选并与学生共读一本书，一起写作、交流阅读感受。点点滴滴，全都被她记录在自己的公众号里。
“我在帮助他们成长，他们也在帮助我成长。”在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中，黄红这样写道。
减负不断深入，对学校提出更高要求
“‘双减’之后，怎样进一步充实校园师资力量，是许多校长的关切。”这是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祁占勇得出的结论。2021年4月至6月，他作为陕师大“百校行”西部基础教育服务对接活动成员，对我国西部省区市的基础教育情况进行了调研。
刘希娅介绍，即使是在谢家湾小学这样的当地名校，师生比达到1：14，学校也会与校外一些足球俱乐部、乐队乐团等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充实学生的校园生活。
偏远地区更是如此。云南保山施甸县水长乡中心学校校长王国光介绍，他所在的教育集团，旗下既有680多人的小学，也有只有30多人的小学。后者按照标准的1：19师生比，老师人数只有个位数，往往需要整合邻近幼儿园的师资力量，才能勉强让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不再单调。
以王国光为代表的校长们，盼望通过政策引导和待遇提升，让更多“新鲜血液”流向乡村，也让那里的教师更有获得感与归属感。
“在一些地方，教师的结构性缺编比较严重。要丰富校园生活，有赖于更多老师化身‘全能教师’。”祁占勇坦言，“此外，随着减负不断深入，对整个学校的教育方向、课程设置、教师配比、保障措施等方面，其实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教育回归成长本身，当曾经被课外培训冲击的教育步伐回归正常节奏，中小学校应该怎样更好地担起责任?校长和老师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
“继续向小班制迈进。”刘希娅认为，班级教学从“大而全”走向“小而精”，才能更好地实现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密切互动与交流，真正做到以每个学生为本，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增强孩子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王国光说，以往，这几乎是一个盲区。但在未来，面向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蓝海”，有必要让孩子们在义务教育阶段认识和了解职业技术，鼓励他们去开拓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减轻一线教师的非教学负担。”刘习聪表示，教师不应该被各种填表、评比等无关事务牵绊住，而应将更多精力用来充实改善自身技能与素质，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与水平。
面对桩桩件件大事小情，需要校方不懈努力，老师们更多付出，也呼唤着更深层次的改革、更加全面的支撑。“‘双减’是一个好的开始。只有当整个配套措施都跟上，包括升学制度越来越科学、完善，我们才真正有把握让孩子们享受完整、幸福的童年。我相信，这也是国家政策指引、社会各界共同发力的方向。”祁占勇说。
(记者 刘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