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难出贵子，这是部分媒体在解读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一篇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该刊2012年第1期刊载的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显示，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增至1997年的近40%，超过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成为最大的生源来源。然而，当媒体纷纷以“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例20年来不断攀升，远超其他阶层”为报道点时，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却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报告的本意是，中国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中国青年报4月16日)
研究者认为舆论断章取义，但在笔者看来，这是由于研究者对学生的分类出了问题，以至于其得到的研究结果，令人纠结。
根据这篇研究报告，其采取的学生分类法，其实是简单的“身份论”。截止本世纪初，我国高校在统计大学新生信息时，还要求学生填写“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其中，“家庭出身”通常要求学生填干部、军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填写这一栏目时，学生本就很纠结，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当多大的官，才可以填写“干部”，也不知道如果父母是大学教授，又是处级干部，究竟填知识分子还是填干部。后来，在新设计的学生信息登记表中，“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取消了，但一些高校还在毕业生登记表中继续保留。不少大学生在填这两个项目时，都觉得很“坑爹”的。就在去年媒体还曾报道，有高校毕业学生在填“本人成份”时，搞笑地问，是不是把自己填成碳水化合物。
在这种情况下，还简单地用干部、工人、农民来进行学生群体研究，就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比如，研究者解释道，“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虽然农民子女的比例在北大确实是减少了，但工人子女的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后是稳定中有所增长的，这一点北大可能不那么明显，但苏大相当明显”；“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是以前的农民子女”等等。但这些解释，并不能否认干部子女在大学中比例上升，农民子女在大学比例下降的事实。舆论也完全可能根据对“干部”这一身份的理解，进一步发挥，将其认为是“大官”，而不会去想“干部”身份的广阔含义，不去追究大官是干部，企业的管理者也是干部，有行政级别的教师、医生也可能是干部。也可以不理会“农民工”是“工人”而非“农民”的身份界定(这在当前也很有争议)，依旧认为没有城镇户籍者就是农民。
以笔者之见，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和歧视意味的“家庭出身”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再用“家庭出身”来分析大学教育的公平问题，得到的研究结果也就难以客观。相比“家庭出身”的复杂，还不如直接以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来分析更靠谱一些。当然，简单以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来分析，也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这是其他研究者采取的研究方法，以户籍统计大学录取学生群体的变化——因为城镇户籍者也可能生活在社会底层，经济拮据需要救济，而一些农村户籍者完全有可能是富翁，是乡镇企业家。
要分析我国大学的公平情况，更适合的方式是统计不同家庭收入者，在大学的分布。比如，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学生占多少、家庭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的学生占多少，等等，并针对学生来源不同的省区进行进一步分析。这就能研究出家庭经济情况与升学的关系，由此审视当前的高考升学制度，对贫困家庭、底层家庭学生是否公平。进而采取合理的改革措施。不然，依照并不客观的研究结果，进行决策，很有可能误导改革的方向，包括推出的一些校正公平的措施，也无法真正让贫困家庭学生受惠，而会让一些拥有某种身份，可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差，甚至在当地拥有特权者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