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启动放开“单独二孩”，到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再到目前的放开三孩，中国的人口政策不断优化。面对“三孩时代”，“80后”“90后”们会作何选择?“内卷”和“鸡娃”下，年轻父母该如何“解套”?房价调控应如何支持多孩家庭?
对此，澎湃新闻采访了多位专家，为“三孩时代”建言献策。
谁会生三孩?
据央视新闻消息，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强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海旺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三孩”政策的受益对象主要是“80后”“90后”，这其中既包括已经生育了一到两个孩子的夫妻，还包括至今未生育的夫妻。
周海旺解释道，三孩政策之所以会影响未育夫妻，原因在于紧跟三孩政策到来的，将是配套的政策支持及社会力量支持，这会让所有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受益。在他看来，只要切实减轻年轻人生育、养育方面的压力，就会有更多人想生孩子。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三孩政策开放，首先是权利的给予。至于愿不愿意生育，则要看个人的选择。如果政策上要鼓励生育，就有必要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次国家在放开“三孩”的同时，还提出将同步实施配套支持措施，这展现了政策非常有诚意的一面。
沈奕斐表示，国外的一些家庭研究发现，“三孩”家庭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两个孩子会形成“一对一”的竞争关系，而三个孩子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家庭格局。在一些鼓励多生育的国家，会出现要么不生育、要么生三胎的情况。
单身、房价、鸡娃、长辈操劳，怎么破?
那么，对于年轻家长来说，哪项生育配套措施最具有吸引力?
在沈奕斐看来，最能帮到实处的，就是降低幼儿教育成本。沈奕斐表示，虽然现在普惠性的幼儿园或托儿所在增加，但实际上当家里有老人时，很多家庭还是倾向让老人带小孩，原因在于经济压力和信任程度。沈奕斐表示，降低幼儿教育成本，需要做系统性的工程，一步步去建立让大家更信任的、物美价廉的基础设施。
如今，教育内卷、“鸡娃”文化流行也让一些年轻人产生了“恐育”心理。沈奕斐指出，教育内卷的背后有商业力量的推动，这让一些父母忽略了教育规律，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长时间的低效学习。“孩子在外面补习，母亲就要陪，成绩上还要跟孩子‘荣辱与共’，这样的家庭容错率就会很低。母亲觉得是陪伴，而孩子觉得是监视。”
沈奕斐指出，这种“密集母职”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未来的焦虑和商业文化的推动。对此，父母需要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自我“解套”，避免被一些自媒体的错误理念煽动情绪。
周海旺表示，一些不科学的教育观念确实导致了父母的养育焦虑。如“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虽然流传广，却并不完全正确，人生是一场长跑，教育也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完成的，家长应更重视对孩子因材施教。
此外，周海旺提出，在“生育”之前，“结婚”成本也亟待减负，首先要冲破婚恋的“第一关”。周海旺表示，目前社会上婚恋机构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有关部门应考虑介入，切实为大龄青年提供便利、可靠的婚恋服务。如参考国外一些做法，由政府资助公益性婚介组织，让婚恋市场更规范，让未婚青年更早地找到另一半，建立家庭，养育孩子。
对于多孩家庭的购房政策也需要松绑。周海旺表示，生育二孩、三孩后，家庭不可避免要扩大住房面积。此时如果卖掉首套房、置换二套房，就要面对首付上涨、贷款利率上涨等问题。因此，周海旺建议，未来在住房政策方面，可以根据家庭孩子的数量，及共同生活的老人数量，在税费、贷款及普通住房认定面积标准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周海旺还建议，政策上可考虑对部分生育家庭给予直接的生育补贴。周海旺介绍，以日本为例，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的时间段内，每月都有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左右的养育津贴。我国也可考虑先从困难家庭开始，发放养育津贴。另外，对于多子女家庭，能否在个税减免政策上给予倾斜，也是可以尝试的方向。
三孩是一个家庭的事，更是几代人的事。沈奕斐提出，鼓励生育，也应同步鼓励家庭支持。“老人带孙辈，是为年轻家庭做出了贡献，我们也应更多考虑如何让老年人、尤其是外地来的老年人过得更好，这就需要出台真正有细节、能落地的政策。”沈奕斐说。
周海旺提出，随着全面三孩时代的到来，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延迟退休对家庭自身养育能力的影响。如果祖辈普遍推迟退休，那么他们支持家庭内部第三代的能力就会下降，这是一个显性问题，亟待解决。
爱情观与家庭观：正不正，怎么扶
在相关专家看来，如今爱情观和家庭观对生育水平也有影响。
沈奕斐表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现在的年轻人存在一定的爱情观、婚姻观矛盾的问题，新旧“脚本”在他们脑海中混杂。
“旧脚本是缘定三生，比较稳定的婚姻，新脚本是建立在激情、爱情上的婚姻，这在人物角色上就会出现错位。男性既希望女性贤妻良母，又希望女性独立自主;而女性既希望男性挣钱比我多、养家糊口，又希望男性有性别平等意识。”沈奕斐表示，这种新旧脚本的错位，会导致双方在恋爱时都不满意，其实根源在于期望值的错位。
沈奕斐表示，厘清当代年轻人的爱情逻辑，建立合理的婚姻期望值，这点非常重要。
此外，社会文化对“家庭观念”的重塑也应引起重视。
“这些年来我们做了不少相关研究，发现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家庭是可以幸福的，但我们自己在做家庭研究的时候，发现很多家庭是非常幸福的，只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不太好意思天天去晒。”沈奕斐指出，与现实情况存在偏差的是，一些影视剧会着重表现家庭矛盾，表现戏剧张力的一面。这种戏剧冲突可能会先入为主地形塑人们的家庭观念，甚至出现“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说法，让年轻人对幸福的想象越来越脆弱。
“回到现实，一切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更重要的是在新时代，如何去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更关注个人的成长，不要被一些商业文化、流行文化给捆绑住了。”沈奕斐说。
周海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周海旺表示，受不少影视作品、网络作品的影响，年轻人对婚恋容易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找男朋友一定要年薪达到50万，找女朋友一定要长得像明星，我想大部分人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我们应当加强对年轻人的婚恋教育，让大家有合理预期，早日找到自己理想的另一半。”周海旺说。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杨成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当前一些影视作品较多展现了“带娃辛苦、母亲牺牲、‘鸡娃’艰辛，影响事业”等内容，这些内容会对育龄女性的生育选择带来负面影响。为此他建议，应该营造出积极的生育文化，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应多创作此类内容。“提高生育率不只是喊口号，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人们的观念。”杨成钢说。
周海旺提醒，女性在25到35岁之间，是身体状况最好的10年，最有利于生一个聪明健康的孩子，这对她们自身的身体健康也有好处。“结婚不一定要等各种条件都完备了才可以，不一定要首付存好、房子买好再结婚，租房也可以结婚。我们希望结婚年限不要越拖越晚。”
女性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女性生育意愿降低越来越引起重视。
在杨成钢看来，这种现象的成因之一是女性受教育程度高，“我国育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在全世界都较为靠前，如果让她们连续生几个孩子，付出的机会成本太高，这也是人们不愿意多生的重要原因。”
周海旺提醒，当前女性生育影响事业发展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否则，即便生育政策再放开，进入到自由生育时代，一些女性还是不会选择生孩子。
周海旺分析，数据显示，当前在读本科生及研究生中，都是女生比男生多。女性虽然学业优秀，但在就业时还是会面临一定的性别歧视，原因在于女性的孕期、产期，企业要付出更多的人力成本，这需要在政策上给予企业支持。
“我们或许可以参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如果企业招收女职工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不用交女职工的就业保证金，以此来平衡企业在成本支出上的性别差异压力，让企业更愿意招收女职工。”周海旺说。
此外，周海旺指出，女性受教育时间延长也是制约其生育的因素之一。“女性大学毕业至少22岁，如果读研、读博出来，可能近30岁了，而35岁以上就是高龄产妇。比如上海，女性初婚年龄已将近29岁，生第一个孩子就30岁了。正是因为受教育时间延长，女性生育旺盛期就被压缩。”
基于此，周海旺建议，应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在校生生育，比如适当延长其在校年限，生育时能休学一年，生育后再正常返校就读，让在校生在30岁以前就完成结婚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过程。
沈奕斐提出，减轻女性负担，就要让整个家庭认识到生育不仅仅是女性的事，父亲也要更多的参与其中，社会也不应过度表扬“母亲的伟大”。沈奕斐表示，其在研究中发现，“母职惩罚”确实是存在的，女性的困境，需要更多的细化研究来展现。
父亲在家庭生育支持中的缺位也应引起重视。周海旺指出，虽然目前全国多个省市都出台了陪产假，可其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很多男性并没有休够陪产假，这对家庭的支持效果并不理想。对此，周海旺提出，男性陪产假能否延长、陪产假能否带薪，或者将陪产假“拆零”使用，这些都应进一步探索落实。
为缓解女性生育困境，杨成钢建议，应健全职工的福利制度体系。他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有一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职工福利制度，而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应当建立和完善与其相适应的职工福利制度体系，应着力完善包括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在内的综合福利制度，减少职工生育的后顾之忧。
应对老龄化挑战，三孩多久见效?
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据新华社消息，20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30%)。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间矛盾，增加社会整体活力，降低老龄化峰值水平。
那么，三孩对人口结构调整的政策效果何时可以显现?
周海旺指出，生育政策调整要见到实效可能还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已进陆续进入老年阶段，所以老年人口的规模是既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逐步增加，在2050年左右可能会到达顶峰。
“我们能改变的，就是出生人口，只要出生人口增加，长远来看是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失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周海旺说。
从“二孩”看“三孩”， 配套政策需紧跟
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走过“二孩”时代，我们收获了哪些经验?
周海旺介绍，总体来看，二孩生育农村地区要多于城市，不少农村地区二孩生育率已超过50%。周海旺指出，二孩比例的现状是，越发达的地区，二孩生育水平越低，这是由于养育成本高所致，所以三孩生育可能也会呈现同样的特点。
周海旺回顾道，二孩政策于2015年10月放开，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实施当年生育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近几年又有所回落。
周海旺指出，这说明政策效应在递减，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会因为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三孩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促使生育率提高，但从更长远来看，鼓励性和支持性的配套政策也要及时跟上，这样才能有效提高长期的生育水平。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处于较低水平。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对此，周海旺表示，我国是不是已经落入“低生育率陷阱”还很难说。“生育率能不能反弹到1.5以上，需要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都做出努力，才有可能改变过去几年低生育率的现象。”
